[导读]17年前，中国排球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此后也一度做出过非常积极的尝试和努力。但17年后的今天，我们热议的仍是当年的旧话题，中国排球的职业化历程付出了16年光阴却几乎还在原地踏步。
刚刚结束的排球联赛，天津女排（上）和北京男排（下）分获男女冠军
记者马寅(微博)报道
曾经的新闻，今天的历史。
作为中国排协机关刊物的《中国排球》杂志，它的有生之年曾详细记录了中国排球联赛发展的一段历史。
翻看当年的新闻我们惊讶地发现，在中国排球联赛还是新生事物的年代，项目的管理者们也曾经励精图治，满怀雄心，充满热情过。
在开展排球联赛的前三年，《中国排球》杂志几乎每期都有探讨中国排球职业化的文章，管理者不仅在积极思考如何深化体制改革，激活联赛，提高水平，而且总是适时地推出相关政策，从赛制改革到赛风要求，从搞活市场到促进人员流动，那时，“职业化”是关键词，推进改革是主旋律。
“曾经有着骄傲的战绩，一度代表世界排球发展潮流的中国排球，近些年来似乎总在低谷徘徊。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是我国排球实行的专业化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世界排球运动的发展趋势。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借鉴国外排球职业化及中国足篮球改革的成功经验，中国排球应顺应国际国内潮流，抓住契机，进行体制改革，走职业化道路，是促使中国排球运动重现辉煌的必由选择。”这是发表在1996年第二期《中国排球》杂志上题为《排球职业化势在必行》的文章开篇，作者肯定没有想到，他17年前写在文中的字字句句拿来评说现在竟也毫无违和感。
换句话说，17年前，中国排球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此后也一度做出过非常积极的尝试和努力，但受到管理者指导思想、价值取向的影响，加上推进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使得改革的步子越走越小，每前进一步往往要付出后退两步的代价。以至于17年后的今天，我们热议的仍是当年的旧话题，中国排球的职业化历程付出了16年光阴却几乎还在原地踏步。
1996年：低谷催生天津会议
说起中国排球锐意推进改革、项目管理者意气风发那几年，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高沈阳，他是前国家体委排球处处长，中国排协秘书长，1997年排管中心成立后曾担任中心副主任，后调任网球中心副主任直至2010年退休。
高沈阳1995年7月调到排球处工作，那正是中国体育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足球已经在职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一大步，作为三大球之一的排球怎么办？高沈阳上任之初，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排球协会主席的袁伟民给他出了这么一道题。高沈阳为此做了很多调研，还专门拜访了领导足球职业化试点的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和许放，不久后他又把王俊生请到排协和大家探讨中国排球的出路。
高沈阳上任后观摩的第一项赛事，是在江西南昌举办的1995年全国锦标赛。
“环顾四周观众席都是空的，看到的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再对比足球改革之后球市的火爆，我压力很大。其实那个时候我对国情的认识也比较肤浅，但可以肯定的是排球在传统体制下肯定走不下去，需要改变。”在赛场，高沈阳认识了唯一去报道比赛的记者杨玛琍，而后者也用“排球再不改变，就很难生存”来形容当年排球改革的迫切性。
这里必须要交代一下当时中国社会的大背景，在那个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年代，体育已经不可能完全依靠国家投入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政府投入越来越少，同为三大球，足球篮球已经开始下海试水并初见成效，同样投入多，产出慢，金牌少的排球受到的冲击也很大。
当时，中国女排正处于“五连冠”后的低谷，接连换帅，成绩一路下滑，不仅在世界大赛上名落孙山，连亚洲冠军也拱手让出。幸有袁伟民出面请回郎平执教，才算给低谷中的中国排球注入一剂强心剂。在国内赛场，最高水平的比赛也没有观众捧场，运动员面临收入低、没出路的双重困难。受此影响，打排球的孩子越来越少，人才基础越发薄弱……
“我们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在市场经济的地位已经确立的前提之下，我们搞俱乐部联赛，要把封闭的比赛包装成公开的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只要这样才能把局面搞活。想让这个新鲜事物生存下去，那就要打破一些传统，其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人才必须要流动，只有流动才能相对平衡，越平衡竞争会越激烈，比赛越好看。观众爱看，球市好了，自然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注入。但是想让人员流动有个全运会的问题，全运会对于地方来说比奥运会还重要，所以如何既能保证地方的利益又要把这潭水整活了，这就需要政策来引导。”高沈阳并不认为当时中国排球界的想法有多么成熟，但是改革的方向已定，决心已定，重要的就在接下来的行动了。
1996年4月底，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排球竞赛工作会议上，中国排球的改革方案正式出台，会议确定了以实行主客场制为突破口的联赛改革方案。“天津会议”后来被排球界内部看作是排球的“红山口会议”，不难看出这次会议对中国排球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1996年12月21日，首届中国排球联赛在南京正式启动，赛事名称没有冠以“职业”二字，也没有人确信最终是否能搞成意大利那样的纯职业联赛，但是这一年被公认为是中国排球改革的元年，也是中国排球联赛的元年。
1996-2009年：改革三年，荒废十载
翻看第一届中国排球联赛的秩序册，我们发现不少当年的名将现在仍以不同角色活跃在今天的联赛中。
当年效力于江苏女排的邱爱华，现在是恒大排球俱乐部副总经理、恒大女排领队；曾经是福建女排明星的王子凌，如今是联赛出镜率最高的美女裁判；当时在辽宁女排司职主攻的张越红(微博)，上赛季开始担任辽宁女排主教练；那时还是八一女排小将的李颖，近几年一直担任央视的排球解说顾问……
回忆起第一届中国排球联赛，邱爱华的关键词是“刺激”和“热闹”：“联赛改革，对于运动员来说很有新鲜感，上场打球心气不一样。特别是赢球有奖金了，有精神刺激还有物质刺激，大家没有不来劲儿的。记得那年联赛还搞了个明星对抗赛，确实很热闹。”而李颖则描述了改革带来的一系列改变：“收入提高了，赢球有奖了，比赛增多了，大家有干劲了。”
赛制改革的新鲜劲儿还没过，第二年的排球联赛，中国排协又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开放国内球员转会上，引进外援也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据了解当时中国排协一度还想请进一支与中国联赛水平相当的女排国家队或是由多国明星组织的联来参赛，以提高观赏性，吸引更多球迷关注。
“那时候确实一直在想怎么能办好联赛，我们希望运动员在满足了生存需求后，提高水平，再创辉煌，为国争光。”高沈阳这样描述当年搞联赛的真实想法，“那时候我们的认识也有片面性，就是认准目标往前走……”
管理层当年做了多少努力，运动员并不很清楚，但是大家都能感觉到有种力量在推动中国排球往职业化的目标奔。“那几年你能感觉到上边是在做事，这就让人感觉有希望。”一位元老级球员这样说。
谈到中国排球联赛最初两三年的红火势头，首都体育学院院长、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钟秉枢教授分析说：“开始那几年，联赛确实做得很不错，那是在1992年前后中国体育进行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虽然排球略晚于足篮球，但经过努力也开始在体育社会化、市场化的道路上走起来了。引入资金，改变单纯依赖国家、政府投入办比赛的局面，中国排协没用政府一分钱，依靠市场收入办联赛，推行主客场制，吸纳社会赞助，运动员每年比赛场次明显增加，此后排协又推动扩军、人才流动，并逐步完善了相应的规章制度、竞赛管理办法，使得中国排球慢慢从封闭走向开放，一步步融入市场，可以说是在排球社会化的道路上开了一个好头。”
不过钟秉枢同时指出，联赛在依托市场办赛、摸索职业化通路的过程中是存在先天不足的：“联赛是以俱乐部为基础的，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俱乐部，我们所谓的俱乐部都是在原有的体工队体制通过赛事改革进入新的赛事当中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9年恒大俱乐部成立。也就是说在长达13年的排球联赛中，没有一支真正的职业俱乐部参与其中，这样的联赛肯定不能称之为职业联赛。”
这一点高沈阳也十分认同，但是在梳理中国排球联赛脉络中让我们产生很大疑问的却是：既然前三年联赛搞得有声有色，为什么进入新千年以后，思路上出现一百八十度大拐弯，以至于此后的联赛变成一潭死水？是管理者丢掉了决心、尝试的勇气和激情，还是中国排球确实不适宜推进职业化，他们是被残酷的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恒大加入中国女排联赛，让其余各队对于俱乐部模式都有了新的认知
2009年-2012年：恒大模式颠覆传统
还好在这个时候，恒大出现了。
2009年8月12日，恒大地产集团高调宣布，集团斥资2000万元人民币注册成立的国内首家职业排球俱乐部——广东恒大排球俱乐部聘请郎平出任恒大女排主教练，郎平将率领这支默默无闻的球队投身中国排球联赛，力争跻身国内一流球队，并将为中国排球立足市场、走职业化道路做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恒大女排组建之初，各方纷纷聚焦于阔别中国排球11年的郎平再度回归，对于恒大集团投资成立排球俱乐部，更多人持保留意见，认为恒大集团是“烧钱”、“博眼球”、“炒概念”，靠高价购买球员、本身无造血机能的恒大俱乐部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豪门。当时预见到恒大的加入会给中国排球联赛带来巨大影响的人不多，所谓的“恒大模式”是成是败至今争议颇多。
“我个人认为恒大模式不存在成败，它的出现本身就是对联赛市场的激活和带动。”钟秉枢教授十分肯定恒大对于中国排球联赛的积极意义，他分析说，“没有恒大，现有各俱乐部不可能加大投入，也不可能在对运动员的重视程度上有所提升，因为恒大使得原有的体工队加上企业赞助的方式受到了触动，为其他俱乐部树立了典范。看到恒大球员收入高，运动员自然想投奔，想打破旧有的关系，这会给其他俱乐部带来压力，为了留住人也不得不想办法加大投入。此外由于恒大进入，聘请了郎平这样的世界一流教练，加上先后有‘黄金一代’和世界顶级外援加盟，吸引了媒体和观众注目，排球联赛最近几年受到的关注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恒大进入背后的作用，是使得排球管理者们必须要考虑更多的问题，比如如何平衡恒大带给排球市场的改变，带来的各俱乐部之间的不平衡，甚至是两极分化，联赛组织者是不是要考虑自由转会的问题，这也在无形中推动了俱乐部联盟的形成，毕竟如果没有恒大，大家都是专业队，都习惯了政府宏观管理。”
调查显示，最近两年，受到恒大斥资发展排球的影响，不少体工队体制的俱乐部为了改善自身处境留住人才，确实大幅度加大了投入。以天津女排为例，她们此前多年一直是与天津普利司通合作，每年的赞助金额为不到300万人民币，而刚刚过去的2012－2013赛季，天津女排更换了赞助商，有消息说她们的新合作伙伴渤海银行每年向球队注资高达960万人民币。上海女排虽然比不上天津，但是拥有国华人寿两年600万的资金，球员的收入也大有改善。过去四年，在“恒大效应”的影响下，步子迈得最大的要属北京，受到市领导重视，肩负振兴北京三大球的使命，北京排球与北京汽车集团达成了合作意向，后者每年向北京男女排提供总共高达1200万人民币的赞助，有了领导的重视，资金的支持，北京男排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请了三名外援，一举打入决赛；北京女排也在高薪聘请的上海籍主教练蔡斌带领下创纪录地闯进四强，表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
恒大参与了，大家关注了，地方重视了，有人投资了，唯一没跟上脚步的却是项目的管理者——排管中心。在大家都因恒大女排受到触动，心中再次燃起对职业化的向往时，排管中心仍然墨守陈规，不为所动。最近三年，每年的排球联赛期间，针对主管部门的政策观念、赛制赛程安排等等一系列不职业的做法，各方的抱怨越来越多，媒体的批评越来越多，排球从业者希望推动联赛职业化的呼声也越来越强。在中国排球联赛进入第17个年头的当口，中国排球似乎重新回到了期待改革、呼唤职业化的起跑线上。
思考：职业化需要“流动”
到底什么是职业化？或者说联赛搞成什么样就算是职业化了？这是我们此次问到每一个采访对象的问题。
十几年来从意大利到土耳其再到中国，一直活跃在职业排球第一线的郎平应该对此最有发言权。
“职业化，我认为关键词就是‘流动’，让人员流动起来，在市场上体现出各自的价值。”郎平的回答言简意赅。
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和郎平一样一语中的：“职业化就是把球员交给市场”、“职业化的关键是球员自由流动”、“职业化核心是交流”……这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历经多年探索和尝试，大家对职业体育的认识已经比较明晰。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无法挣脱现有体制和全运会的束缚，就无法真正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也不可能完全把排球交给市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排球的职业化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其实排球想走职业化道路，并不一定要彻底离开体制。我们的国情决定了办体育离不开政府，必须要利用政府的资源。具体到排球联赛，应该由排管中心来主导，给一部分经费扶持，吸纳社会资源进来，但不能把所有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就像NBA(微博)一样，我就制定规则，不去干涉俱乐部的事，违反规则就罚钱停赛，斯特恩不就是这么做的吗？其他一切为了比赛好看！这样企业就愿意进来，因为这是公平的环境，队员们也能找到最能展现自己价值的地方。至于游戏规则，是由大家一起来定。这样排球联赛就是大家共有的一个产品，大家都要为搞好这个产品去努力，能取悦观众，吸引眼球，就会有电视转播，就会吸纳更多资金进来，那就是良性循环了。”时隔十几年重新思考中国排球联赛的发展模式，高沈阳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钟秉枢教授同样认为以目前情况，在中国没有政府支持办联赛，难度非常之大，由真正的俱乐部联盟管理比赛尚不成熟，所以搭建联赛平台还是要依靠项目管理中心，尽管它很难起到市场行为下商业调整、管理组织的作用。具体到排管中心，他认为不仅是搭建好联赛平台，只要认清方向，统一思想，眼下不乏可为之事——
“第一，搭建不同层次的赛事平台，让不同层次的排球爱好者都能在这上面找到定位；第二，搞好顶级排球联赛，塑造好的品牌形象，抓好市场开发，其收入不仅要用来投入顶级联赛，还应投入中小学各层次的比赛；第三，借中国女排的影响构建排球文化；第四，在国家队管理层面做到开阔眼界，吸纳国外先进执教理念，引入训练方法手段。中国排球上一次向先进国家虚心求教还是四十多年前周总理请来大松博文，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再做过这样的努力。”
有了领导的重视，资金的支持，北京男排在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请了三名外援，一举打入决赛，成功问鼎；北京女排也在高薪聘请的上海籍主教练蔡斌带领下创纪录地闯进四强，表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
16年，对于中国排球改革来说似乎是一段从原点到原点的旅程，满怀着推动中国排球职业化的热情，我们似乎还站在起步的地方。但是相比当年，我们显然对国情和体制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对为国争光和打好人才基础的关系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职业体育特点和通路的把握和分析更准确到位，对中国体育的职业化追求变得更加理性和现实。所以，即使是站在原点，中国排球改革付出的16年光阴也仍是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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