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

　　“宁肯录播民间乒乓球赛，也不直播中超，强！实在是强！”5月底，聂卫平先生在微博上的一句牢骚，让央视陷入了口水风暴中。

　　“央视为何老爱重播录像，而不现场直播”，这样的问题不仅盘旋在中国体育迷的脑海里，也让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高迪莫感到迷茫。

　　有不少像高迪莫一样的外国记者，像冬日娜、马德兴一样活跃在中国的体育舞台上，在他们眼里，有太多看不懂的东西。

高迪莫：享受在工体骂“SB” 不解重播上瘾

　　澳大利亚人高迪莫（Tymothy Glaser）来中国的原因非常简单——赚钱，这位《中国日报》的特约记者来北京已是四年，在他眼里，这个城市是由一张张卡片（小区卡、餐厅卡、会员卡……）组合而成的，即使不会说中文，衣食住行的问题也不大。

　　在这位外国北漂眼里，最能融入北京生活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国安和首钢的比赛，几乎办公室的很多中国同事都知道高迪莫是一个国安球迷，他经常自己买票去现场看国安的比赛。

　　“我最享受的时候就是很多球迷一起观看中超比赛，比赛的精彩程度另当别论，但是能够和一堆人一起支持一个队伍的感觉是最好的。”高迪莫说，而他最享受的瞬间，就是和其他球迷一样，学着挽起衣袖，对发挥不佳的队员高喊“傻X”。“如同挤压了很久的热情或者愤怒，在那一刻爆发。”

　　在高迪莫看来，中国体育媒体的有些问题让他至今都费解。“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电视台有那么多直播的比赛不去播放，偏偏要播放一场20、30年前的一场篮球比赛和排球比赛，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人还会去看这些比赛吗？为什么电视台情愿花很长的时间直播一些各种杂七杂八项目的比赛，也不愿意直播一下NBA的赛事？中国的职业体育发展很慢，而关注点非常有限。”

　　热爱体育的高迪莫觉得北京这座城市生活非常便利，但是体育生活却少得可怜。“这座城市一年办不少的比赛，中网、NBA中国赛、各种国际田径、游泳赛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媒体从很少宣传这些赛事；而城市里很少有这些赛事的宣传标语。如果大家不去观看这些比赛的话，举办这些赛事有什么意义吗？”

舒欣/弗兰克：中国体育很透明 看不懂全运会

　　来自德国海德堡的舒欣与丈夫曾在中国工作过七年，目前就职于德国广播协会，当时选择来中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舒欣非常热爱中国，而他的丈夫弗兰克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般来说，驻站中国的外国记者并不太喜欢报道体育，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政治新闻和社会新闻更能吸引他们的兴趣。而由于舒欣和丈夫都对于体育尤为热衷，当他们抵达中国后，他们的报道就主要集中在了经济和体育方面。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叶诗文的出色表现被很多西方媒体质疑，怀疑她的成功和兴奋剂有关。在2008年，舒欣和弗兰克在北京奥运会前接到一个采访任务——了解一下中国反兴奋剂的过程和情况。

　　出乎意料，从联赛从联系到采访的过程都很顺利，当时反兴奋剂协会给他们安排的是奥运会的柔道冠军冼东妹，2007年正值冼东妹在怀孕育女后复出之战，舒欣夫妇一起目睹了冼东妹全部接受兴奋剂检查的全程，包括尿样最后送检化验的过程，整个过程中的公开透明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从这一点也看得出，中国体育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透明开放，并不像西方媒体传统报道的那样。”舒欣说。

　　2005年刚到中国的时候，当时南京全运会的各种传闻消息就让他们对于这样的一项赛事非常好奇。一直到2009年山东全运会，她终于有机会近距离地观看这项赛事。“全运会带给国外人的很多错误的理解，一般在全运年举行的世界比赛，中国很多项目都不派最出色的选手参赛，很多外国队伍都会觉得中国肯定又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训练。他们不理解，很多选手不参加世锦赛是因为要参加全运会，这项赛事比世锦赛重要得多，因为他们来到很多经济上的利益。”

　　在山东，当他们采访田径比赛的时候，惊人的一幕才让他们很难忘也很难理解。“当我们在全运场地采访的时候，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场馆都非常棒，但是几乎都看不到观众在场馆区，难道全运会都没有观众吗？当我们走进田径场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现场只有200多名观众在观看，不少还是各支运动队的，而我们之前听到的掌声和欢呼声竟然来自现场的广播。这让我们感到太不可思议了。”回忆道当时的情景，弗兰克一边说着，一边摆手表示不解。

阿伦卡尔：艰难突破孙杨 始终“搞不定”李娜

　　很少有外媒记者像伊戈尔-阿伦卡尔那么纯粹，来自巴西环球电视台的他就是被派来中国采访体育的，2011年7月，在里约成功申办奥运会两周年后，阿伦卡尔来到中国，开始关注起中国体育，特别是并不为外媒所熟悉的奥运项目的情况。

　　两年以来，阿伦卡尔在中国“收益颇丰”，姚明、刘翔、孙杨等大牌都接受过他的专访，唯一的遗憾是始终和李娜无缘。“这几乎是我唯一没能采访到的中国体坛明星了。”为了采访李娜，阿伦卡尔找了IMG、中国网协、甚至与李娜有合作关系的某门户网站，但是他得到的都是一个否定的答案。“我没明白为什么她不愿意介绍我的采访，我不知道是我选择采访的途径问题，还是最终被她拒绝了。”

　　在这两年里，给他印象深刻的要数孙杨一次采访。2012年在绍兴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上，当时作为奥运夺金重点人物的孙杨已经吸引了很多媒体的关注。阿伦卡尔的助理凯伦当时也向孙杨的妈妈预约一个孙杨的采访，当时孙杨的母亲对此并不以为然。“你们是巴西的电视台，接受你们的采访对于我们孙杨有什么好处？”孙杨的母亲当时这样质问记者。

　　这个小插曲让凯伦并不太舒服，于是他在与其他记者闲聊的过程中把自己的这段经历说了出去，有记者听到后就把这件事情写在了微博里，引起了圈内不小的影响。“当时孙杨的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有点生气，不过也就是这位这个事情的曝光，我们最终也得到了采访孙杨的机会，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预约。”阿伦卡尔回忆道。

　　5月18日，阿伦卡尔离开了北京，结束自己中国驻站记者的生涯。在他眼里，自行车在中国的衰落让他很无奈。“之前一直都说中国是自行车王国，但是在这几年北京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汽车使用越来越多，而这也造成了环境质量的问题。而我们想做一个关于自行车协会就这个方面谈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阿伦卡尔说，他们曾经采访了一位大学相关的教授，这位教授善意地提醒他，“这个话题比较敏感。”

马克-德雷尔：被“劝酒”打败 不理解车马费

　　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德雷尔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来到中国前曾经在多家媒体工作过，从英国的天空体育台、美国福克斯体育台，在他看来，体育报道就是生命中最充满乐趣的一部分。

　　2007年底和妻子来中国，德雷尔对于北京的情况并不了解，来北京前，他曾经一度打电话问朋友，“在北京，我们在公众场合说话的时候是不是要很小心，会不会被监视。”来到北京后，他才发现所有的担忧都是多余的，在中国并非他想象中那样需要小心翼翼。

　　不过在和中国媒体合作的时候，他明显感受到了文化的差异。“记得一次我们去成都报道一项汽车赛事，当时到了当地的第一天，可能我是报道组里唯一的外国人，所以当地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中国人最热情的接待当然是饭桌上，不停的劝酒让他德雷尔很是无奈：“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让我感觉不那么陌生，所以想用很热情的方式来招待我。但是一开始，我并不是非常习惯这样的方式，因为我在那里的就是去工作的，赛事前一天喝得东倒西歪显然不利于第二天的工作。”

　　除了酒桌上的文化让德雷尔不太适应外，他刚到中国的时候发现中国不少发布会上记者会收取“车马费”一事非常不能理解，而发现这个秘密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当时我和一个中国媒体合作的时候，我们去采访一个活动，当时我觉得那个活动非常无聊，为什么还会值得报道呢？”德雷尔回忆道，“后来到了活动现场后，他的同事从主办方那里拿了信封。我当时就明白信封里放的是什么，当时他们也怕我误解，专门给我解释了这个是所谓的‘车马费’。”

　　不过在与中国其他的国外记者交流过后，德雷尔似乎也开始理解这一点。“也许是目前新闻媒体的生存环境并不是特别理想，而且记者在中国的收入也不是非常好，这对于他们而言多少是一些补偿吧。不过，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在北京奥运会前与CCTV合作制作一些奥运选手的故事片的时候，德雷尔也发现了一些中国电视台做片子的一些习惯。“基本上都是一个思路，这个选手一开始很早就成名，后来会跌入低谷，然后片子里有一些伤感的音乐，这些选手多数都会在片子里哭，片子的最后肯定是重燃希望。”一边说着，德雷尔一边笑着，“几乎所有的片子都是这个效果，似乎没有起伏就不是运动人生。”

　　在北京生活了5年，德雷尔已经对于这个城市的一切都非常熟悉了，他希望能够在这里再待上5年，但是有一个前提“空气不会变得更糟糕”。自从自己的孩子去年在北京出生后，德雷尔对于一点更关注了，“我希望留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但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住环境。”一边说着，德雷尔一边给记者看了看手机屏幕上儿子的照片，眼里充满了怜爱的目光。“希望他快乐成长，但是北京的天气和气候真是让人有点担心。”

　　很多年前，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剧红透大江南北，就像一个窗口，国人通过姜文 、王姬的眼睛看到了不一样的美国社会。

　　同样，体育也是一个窗口，老外通过它看到了中国的世间百态，人情冷暖。因为中国特色，存在着太多他们看不懂的东西，虽是正常，但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