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

　　山西中宇男篮转让一事已经牵扯了两个月，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球队老板王兴江本已和北京控股集团达成协议，眼看山西队就要开始北漂之旅，但山西体育局突然杀出，让转让途生波折。

　　外界突然发现，此前一直沉默的体育局原来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有望扮演将一桩你情我愿的市场交易扼杀的“终极大佬”。

　　在一枚公章面前，俱乐部只能诚惶诚恐，因为这不仅能决定他们兴衰、去留，甚至是生死。

本地企业无人接手 开支猛涨年年亏

　　山西是能源大省，在全国的印象是不缺有钱人，煤老板富可敌国。有山西老板可以花上7千万为女儿办超奢华婚礼（搜索“山西柳林首富邢利斌嫁女”），也可以让儿子花1.3亿在北京炒房（搜索“山西洪洞县煤矿主之子北京购房109套”）。但喊价1亿多的山西男篮，怎么就没有山西老板愿意接手？

　　山西男篮老板王兴江(河南人)也有这样的疑惑，在此前在山西省内寻找买家一直得不到理想结果后，他说道：“我每次从太原坐飞机时，头等舱都是满的；但从郑州坐飞机时，头等舱却没什么人。山西有钱老板多，爱看篮球的也不少，但投资篮球的热情还不如我一个外地人。”

　　但须知道，投资就要考虑回报。在北京买房价值7年可以翻4倍，而投资CBA球队，可能4年不到就要再亏进去一亿。随着近年来CBA“军备竞赛”的愈演愈烈，各队开支水涨船高，绝大部分球队都处于亏损线之下。上赛季17家CBA俱乐部，除了冠军广东，其他16家都是入不敷出的。即使是目前唯一盈利的广东宏远俱乐部，如果没有夺冠后各级政府可观的奖励，都很难实现收支平衡。山西俱乐部副总经理张北海曾透露，“每个赛季亏损一、两千万”，而山西已经是球队经营非常不错的俱乐部了。

　　亏损是整个联赛的普遍问题，投资CBA俱乐部确实像是进入充满鲜花、掌声、面子、闪光灯的名利场，但短期内都看不到盈利的希望。包括汾酒集团在内的山西省企业都能看明白这一点，所以最初都不太愿意接手。汾酒是这几年山西男篮的冠名赞助商，每年投入1000万就能收到不错的宣传效果，何必追加投入，吃力且不讨好。

　　王兴江身边的人士透露，当时汾酒的报价是6000万元，而王兴江本人的心理价位则是对山西企业比北控集团的收购价优惠1/3(即1亿元)，双方差距实在太大。而在王兴江与北控集团签下转让协议之后，山西球迷的激烈反应触动了更高层领导，山西体育局和汾酒集团联手再次把王兴江拉回谈判桌。

　　双方目前的谈判并不顺利，最大的问题还是价钱谈不拢。

　　只是，当已经有企业对俱乐部出价并且接近成交的时刻，另一个买家又如何能够以一个低很多的报价介入这场交易？甚至有可能利用官方资源强行推进？

纯职业化难以为继 市场离不开市长

　　当爆出北控收购价为1.5亿元时，马上被人冠以“天价”。要知道当初陕西男篮被卖到佛山时，佛山南海能兴收购陕西男篮的价格是8000万（非公开数字）。

　　山西男篮和陕西男篮颇有相似之处，都不具备训练基地等固定资产，球队最值钱的还是CBA的参赛资格，也就是俗称的“壳”。CBA的壳能卖到1亿多？的不少圈内人士都表示这个价格有些虚高。但这也证明CBA球队还是属于稀缺资源。

　　其实山西的篮球氛围相当不错，球迷热情在全国首屈一指，给力的“闹他”口号声让客队队员为之震慑，就连听不懂什么意思的外援也会留下深刻印象。近几个赛季无论球队成绩好坏，山西队主场滨河体育中心几乎场场爆满，到了季后赛等关键场次，更是一票难求。据悉，山西每个赛季主场门票收入能接近1000万元，加上汾酒集团每年1000万元的冠名赞助费，来自篮协的分红大幅提升至1000万元，合计收入能有3000万元，这在CBA诸强中属于中上游的水平。

　　但山西男篮还是非卖不可的最大原因在于：首先，王兴江虽对篮球无限热爱，但手中已没有实体企业，光靠自己掏腰包为球队供血，确实难以为继；其次，各支CBA球队虽然亏损，但基本都有地方体育局的扶持。靠着行政方面的公章，无论是体育局注资分担压力，还是其他职能部门给予俱乐部背后集团政策倾斜，这笔账总算还是不亏的。而山西俱乐部人士声称几乎得不到任何官方扶持，亏损无可弥补。

　　现实就是如此，无论篮球还是足球，职业化都约有20年了，但纯粹的职业化还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在目前的体制、环境下，俱乐部想要生存还是必须依靠当地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小到场地、安保，大到批地、税收。篮管中心副主任白喜林就表示：“各支球队确实需要当地政府的扶持。现在的体制就是这样，但不要总说体制不好，而是要发挥它的优势。政府要对投资篮球的企业家关心，帮助解决问题。这些投资人如果能看到长远发展的前景，才能持续投资。”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山西却是个极端的例子。当地政府对三大球的发展重视程度不够，俱乐部人士声称得不到有力扶持。王兴江几年前就希望得到特批一块地，用来兴建球队的基地，但一直得不到落实。山西男篮目前仍“蜗居”在太原南郊小店区租用的废弃厂房改建成的基地里，不仅交通不便，住宿和训练条件或许是CBA中最差的——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所以王兴江要卖、山西队要走。

　　对于转让事件，我国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卢元镇有着自己的判断：“但凡是我国某省市所属运动队要‘出走’外地，基本上都是在向当地主管部门和政府‘叫板’，期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重视，并达成双方坐下来谈条件的基础。”曾在山西省长治市工作多年的卢元镇表示，山西百姓对于篮球的热爱极其浓厚，“（山西中宇俱乐部）这种手段看起来很有效，实则反映出俱乐部的无奈。”

　　中国篮球职业化已将近20年，但其实，当前的职业篮球市场篮球，本质上仍是“市长篮球”——无论是自身商业开发不力，还是官方桎梏太多，但结果都是俱乐部光靠市场完全养不活自己。

一枚小公章 决定山西男篮去留生死

　　目前山西转让一事成为多方扯皮的僵局，当事人对此事的缄默态度，也让外人雾里看花。可以肯定的是，俱乐部股权转让虽然是纯市场行为，但绕不开山西体育局的官方表态。而这枚公章也很可能堵死球队的转让之路。

　　CBA球队转让包括球队股权转让和参赛权转让。由于山西体育局在俱乐部中不占股份，而是由王兴江控股，体育局在股权转让方面并没有话事权，只需工商部门批准即可。这也是王兴江和北控集团可以在无需知会体育局的情况下，达成转让协议的原因。

　　但根据篮协规定，任何一家俱乐部都必须在地方(省级或市级)体育局挂靠，通过注册才能获得参赛权。而在球队转让过程中，也必须有相关体育局的批文。目前山西体育局有着“坚决把球队留在山西”的强烈诉求，自然不会为球队迁往北京开绿灯。而这枚当初并不起眼的公章，也成为决定目前谈判局势的决定性因素。

　　北控集团势大财雄，是北京最大国企之一，该集团收购球队，就是瞄准了球队在北京这个巨大市场的发展前景，也得到了北京市体育局愿意给予支持的承诺。如果球队最终只能留在山西，自然与北控的初衷不符，这一天价收购有可能胎死腹中。而“公章”的态度，也会决定汾酒集团的投入程度。如果山西体育局态度非常坚决，认定山西男篮新东家必须来自省内，那汾酒完全可以以6000万报价不松口，毕竟目前山西省内并没有其他企业明确表示收购意向。而如果山西省领导能给汾酒集团更大压力，或是承诺更优厚的扶持政策，汾酒也有加大投入力度的空间。

　　如此看来，无论山西男篮的新东家是汾酒还是北控，都不算太坏的结果。如果各方谈判破裂，转让最终无法完成，王兴江不能不在下定退出决心之后再勉力维持。甚至可能出现北控完成转让、但和山西体育局双方坚决不进行合作的极端局面，这支球队将丧失明年CBA的参赛权！

　　这看似荒谬的背后，有助于我们看清中国职业体育联赛发展的无奈。虽然号称职业化多年，但还是市场与体制的博弈中，还是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筹码。一笔单纯的生意，在行政命令的面前，还是显得苍白无力。

　　已经退休的前篮管中心李元伟曾力主篮球改革，推动职业化，他当年推行的“北极星计划”早已被束之高阁，当腾讯体育向李元伟探询对“山西男篮转让事件”的看法，他表示：“即使在NBA，球队迁移主场也要通过联盟和地方政府协商决定，所以山西方面表达挽留的态度和做工作也是可以理解的。目前外界都不太清楚具体情况，也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并不能过早下结论。”

　　挽留是绝对可以理解的，但协商并不代表俱乐部必须受制与人。山西中宇俱乐部却是一支完全由王兴江个人投资的俱乐部，俱乐部产权明晰，转让俱乐部实质上是一笔市场交易行为，居然也要得到地方体育部门的批准，这就让人匪夷所思。

公章猛于虎 佛山队挪活云南队消亡

　 山西体育局方面拒绝球队迁至北京的最大理由还是为山西球迷考虑，“山西本土需要一支CBA球队，达到服务群众的目的。”这还是明显带有“举国”色彩的表态。在市场经济中，当俱乐部自身存活都无暇顾及的时候，如何想着去丰富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或是成为代表地方文化的名片？

　　山西体育局局长苏亚君曾说：“一支球队不能说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否则就乱成一团了。”但如果一支球队最终去哪不是由市场说了算，而是由行政决定说了算，那恐怕更加可怕。作为地方政府可以尽力为体育俱乐部生存创造更好的运行环境，但除此之外，去留的最终决定权还是应该交给市场本身。

　　如果山西男篮最终远走，将是篮协布局“大西部”战略失败的一个标志，新疆男篮将成为西部版图上的独苗。而2010年陕西东盛转让和2009年云南红河退出，都少不了市场和公章的博弈。

　　陕西和山西相邻，当年的陕西和如今的山西颇有相似之处，同样受到球迷热捧，同样受到官方的冷落，同样面临生存的困境……篮协有意扶持西部球队，让区域均衡发展。但是“奥运战略”之下，西部各省不愿意将资源投入到花费巨大却不容易出成绩的三大球项目上，政府的扶持相当有限。

　　在2010年之前，陕西男篮已经连续多年传出经营困难、欠薪等新闻，但当曝出佛山企业锂源动力完成收购并计划南迁的消息时，还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陕西体育局当时的态度和如今山西男篮的态度非常相似，“陕西需要一支CBA球队，陕西各方面支持了这支球队14年，现在怎么能说走就走啊。俱乐部是独立法人，当然有自主权。但既然这支球队注册在陕西，我们就必须对陕西体育事业负责，对陕西球迷负责。”

　　但经过多方斡旋和努力，陕西体育局最终还是接受了俱乐部去意已决的事实，“充分尊重并理解俱乐部的选择”，放行并协助办理了相关手续。而变身佛山队3年之后，这支南粤新军也慢慢站稳了脚跟。原陕西男篮的班底已经换得差不多(只剩下3名球员还留在一队)，成绩虽然还不能和广东和东莞双雄媲美，但在刚刚结束的2012-13赛季，佛山取得了搬家之后的最佳战绩——第11名。

　　而云南红河在退出可以说是CBA联赛发展的最大悲剧和闹剧之一。云南红河虽然当年曾是名噪一时的黑马，但一直深陷经济危机。红河董事长韩志昆因经济问题被捕，个人资产被查封，对这家俱乐部一直被欠薪困扰的俱乐部而言更是灭顶之灾。

　　本来也有来自四川的金强和来自广东的恒大等企业希望收购云南队，但篮协和红河州政府达成协议，为留住云南篮球的“血脉”，俱乐部被CBA判“死缓”，留在CBA一年，但不能参加2009-10赛季联赛。云南红河州政府则可以利用这一个赛季的延期时间，处理好俱乐部的遗留问题，也相当于让四川和广东企业买“壳”无门。

　　结果一年后，云南俱乐部补偿欠薪、债务重组等工作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云南队的联赛资格被宣布取消，CBA资格也不复存在。这引起的连锁反应让CBA至今仍很受伤，不仅维持云南就此消失在CBA版图上，17支球队的奇数队对阵(每轮1队轮空)维持了3个赛季，而四川和广东买家进入CBA想法也随之破产。

　　既然CBA的性质是职业联赛，所有行为还是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即使目前的体制环境会造成困难，也应当朝这个方向努力。以往的事实表明，公章猛于虎，山西男篮也被这枚公章逼入了困境，也许，事件还能有良性的转变，这应该是所有（特别是山西）球迷的期望。

　　在市场体制不健全的当下，政府方面充当职业俱乐部的拐杖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现在我们的CBA、中超其实都在如此“潜规则”下生存。

　　但如果靠行政命令就能决定一家俱乐部的存亡，恐怕是这个职业联赛最荒诞的情节。

　　时代大潮滚滚向前，此时，市场化职业化的车轮前却突兀地横亘出一枚陈旧的公章，如此怪现状是不是太讽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