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运动员退役风波
现在这个培养过程得以回放在每一个退役运动员家长面前，“感觉就像是眼睁睁看着孩子一步步成为废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 | 四川报道
“我现在是豁出去了，就是要闹啊。”袁利蓉在国庆节前向《瞭望东方周刊》表达了她的决心，“不但在网上发帖，我们还找体育局，上书人大，再不行了，就上告，告到哪里算哪里。”
这个39岁的四川女人，矛头直指作为国家运动员培养机构的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学院在过去长逾6年的时间里，公费将她的女儿周小媛培养成国家跳水一级运动员。而袁利蓉恰好认为，这个培养过程，正是将女儿一生推向毁灭的过程。
“我一不图钱二不图名，”袁利蓉说，她如今和6个有相同境遇的家长一齐“杠”上这件事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全天下的父母都晓得，运动员培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运动员生命，结束了”
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和当前各省都设有的运动技术学院一样，属于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产物，它们大多都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省体工队演变发展而来，所以，现在社会层面仍习惯指称的“体工队”实际都是各运动技术学院。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归四川省体育局领导，属全额财政拨款事业单位，并享受省属大专院校一级待遇。按照官方描述，学院主要职能是培养和训练高水平竞技体育比赛的运动员，代表四川参加国家级的竞技体育比赛和向国家队输送优秀运动员参加重大国际比赛。也就是说，运动技术学院代表国家选拔并培养运动员，这些运动员由国家财政供养，并在参加国际各类比赛的时候代表国家利益和荣誉---这正是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核心内容。
2009年夏天，各省为了备战即将于10月在山东举行的第十一届全运会，各运动技术学院纷纷进入前期集训阶段。四川运动技术学院游泳系跳水队(四川省跳水队)的队员们，也南下进入省内自贡市的训练基地。
这本来是一个令运动员踌躇满志的节点，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参加全运会比赛来检验自己的实力并奠定自己在国内业界的地位，然而，对于队员周小媛来说，这是一次伤心的行程。
“有一天，我正跟大家在场地上跑步，坐在台上的教练让我上去。”周小媛已经记不清这改变人生航向的一天是几月几日，只记得自己上了台后，教练像临时动意一样，告诉她，“先不训练了。”
尽管才16岁，周小媛已经做了6年的专业队员，加上做业余队员的时间，也在竞技体育行当里摸爬滚打了近10年，所以训练队里的这些“世故”，她已经了然于心，虽然教练力图把话说得轻巧，“但我知道，我的运动员生命，从这一天正式结束了。”
果然，以后一系列的变化，都像早已做过周密安排。当队伍紧锣密鼓地推进训练时，周小媛被教练抽出来做一些训练场辅助工作，比如帮忙记录训练队员的测试成绩，或是帮队员提供一些后勤服务。
“后来，回到学院，伙食也变了，禁止我再进专业队员的伙食，而是跟业余队员一起吃。”周小媛说，业余队员的伙食明显比专业队员差，不过，她虽不计较伙食好坏，却免不了有一种“从天上到地下的感觉”，尤其这种伙食本身就代表了队员的技能程度差别，“所以一到饭点，就紧张，觉得很丢人，在饭厅里也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16岁的少年，面对这些来得过早过重的人生压力，惟有手足无措。然而，更为严峻的事情还是来了，“教练让我搬出宿舍。”周小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教练的态度很凶，要求限时离开，不然的话，就把被子扔了。急得周小媛赶紧给乐山家中的妈妈打电话。
袁利蓉告诉本刊记者，她后来实在气愤不过，就给教练挂了电话，“我给他们打招呼，叫他们不要太过分了，谁敢把我女儿动一下，我非到学校找他麻烦不可。”
也许是妈妈的“招呼”起了作用，即使周小媛现在已经暂时回家，她在宿舍里的被子、物品，据说都完好保留了下来。袁利蓉说，她这样做，是想为孩子挣回一点最起码的尊重，“娃娃要是被赶出这个学校，一辈子都会有阴影。”
“退役运动员出路在哪里？”
但不管怎样，周小媛的体育命运，已经无法挽回。在中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每四年一届的全运会，既是国家运动员的竞赛盛会，也同时迎来了各级运动员队伍新陈代谢的周期，全运会前后，为了保证队伍实力，一些“苗子”将被教练选拔进队，一些曾经的“苗子”将被淘汰出局，面临停训、退役。媒体在2009年预测，2010年全国仅新增退役运动员人数将达到2193名，这个数字当然包括周小媛这样的运动员。
实际上，集中在2010年前后近8个月时间内，四川跳水队停训的队员一共有7名，整个运动技术学院的停训队员则更多。按照停训、退役的操作惯例，停训之后，运动员仍然享受国家津贴，同时开始自谋出路，为年底前后的正式退役做好过渡和铺垫工作。
然而，就四川跳水队的7名队员来看，自谋出路希望渺茫。
周小媛和一部分队员曾选择了参加2010年高考，打算通过考试进入国家体育学院。她们接受了学院统一组织的补习，自身也为高考铆足了劲，但一场试考下来，离录取分数线甚远，重上大学几无可能。
今年15岁的王小婉是7人当中年龄最小的队员，她没有参加高考，母亲杨芳四处奔波给她找学校，指望趁着年龄小，赶紧进班补习文化课，跟一两年班，或许可以通过高考。
然而，杨芳四处碰壁。“老师一听说是运动员，都知道成绩差得没办法，又担心孩子纪律方面不好，怕进班之后拖班上的后腿，在成都一圈跑下来，竟然没有一所学校接收。”杨芳告诉《望东方周刊》，另一方面，她们家在江油，孩子进队后，户口就进了运动技术学院的集体户，停训之后，户口还在学院，“想联系孩子回老家上学，却因为户口问题，属于异地生，更是难上加难。”
7月之后，眼看高考无望，其他孩子家长也加入到联系学校的队伍中来，然而，他们无一例外都遇到了杨芳同样的问题。这批孩子中，年龄最大的陈小镜刚满18岁，她因为遇到一次民航部门招工作人员，所以家人也鼓励她去试试，结果因为她在训练期间摔过跤，鼻梁附近留有明显疤痕，被招工方拒绝了。
孩子谋不到出路，新一学年又将开学了，焦急万分的家长逐渐联系到一起。8月12日，家长们一齐赶到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找校方讨要说法，请求解决孩子的入学问题，结果毫无收效。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们一合计，写了一篇题为《退役运动员出路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的文章发在网上。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国家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不允许学校老师私自外出开班教学补课，孩子们的学习之路完全被堵死了！即使找到专业的家教补习，又怎能让这些孩子补习后能顺利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呢？连专业家教听了具体情况后都只是摇摇头。让运动员可以考体院的恩赐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
除了求学道路受阻，还有更大的问题困扰着这些家长们。几位家长聚在一起聊各家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每个停训回家的孩子都养成了一些共同的毛病，比如脏话连篇，不尊敬长辈。于是家长们在文章中记述：“这些回家的孩子，社会适应能力简直为零，连最根本的社会知识和礼仪都不懂，就像当初被送到运动队时五六岁孩子的水平 。”
为此，家长们忧心忡忡：“我们怎么能又怎么敢把他们投入社会？即使投入社会，大多数的孩子，最终也会成为这个社会的负担和累赘。我们不敢让他们流入社会，社会也不接受这样的公民。我们怎么办？”
“孩子的身体好似废了一般”
家长们四下里奔波，孩子们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周小媛现在的QQ签名改成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在她的个人资料里，“职业”一栏写着“折磨”，“毕业院校”一栏填了“地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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