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腐败如是 上级无人承担领导责任
全运会的总分排名和奖牌排名，是各地体育行政部门的政绩工程。某届全运会时候，S省体育机构为了在男子曲棍球项目上捞取一点积分，竟然花两百万从其他省区买来了一支队伍。这个项目当时只有七支参赛队伍，而N区手上有两支队伍却只能派一支队伍参赛。这样，S省买来了N区的男子曲棍球二队参赛，也使得这届全运会的男子曲棍球项目凑足了八支参赛队伍。根据全运会的竞赛规则，只要取得前八名代表团就可以获得排名积分，即便比赛项目只有八支队伍参赛。
行业保护，在中国体育界来说是面临危机时候很正常的反应。也就是行业保护，使得中国足球失去了8•25风暴前自我纠正和自我拯救的机会。其实，在中国体育界的环境里，本来就是缺乏这种自我批评和自我纠正的机制。
中国体育的领导人们最为得意的，就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核心，其实就是吃国家财政。中国足协上级部门的历任领导，都醉心于宣传举国体制，目的就是安心于享受旱涝保收的“财政皇粮”。甚至在北京奥运会前，这个单位挪用奥运专用基金违规搞违规建设，为本单位小团体捞取好处。如果没有举国体制，这个单位没有这个机会的。在地方体育行政管理部门里，也有运动员早已经退役甚至出国了，但是他们的关系依然保留，有关机构还在凭借这些只有名字而没有人的花名册从国家财政领取工资。“吃空饷”，这个历史名词，在中国体育界却是真实存在的。而在全运会这样的需要拿成绩出政绩的大赛里，各省市区之间通过运动员流动、队伍买卖、积分交易，最后甚至到了合谋决定成绩和排名的地步，全运会上各种损人利己弄虚作假的表演层出不穷。
在舆论上，人们对举国体制是有很多质疑的。甚至有媒体算账，认为一块奥运金牌需要一两亿资金的投入。而体育界行政领导对此的辩解却是：每年单位得到的财政拨款不过8亿，怎么也不会到一块金牌投入一两亿的地步。其实，如果把各级体育行政机构每年的财政拨款总额算上，一块金牌需要投入一两亿成本的算法就不算离谱了。——在一个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地位和投入产出比的机构体系里，出现问题也是正常的事情，当然谈不上什么自我批评自我修正了。只有在政绩目标不能完成的时候，这个系统才会真正紧张起来，担心被来自外部的力量帮助纠正。体育行政管理部门里的干部们，很多人都开着捷达、桑塔纳、富康这样的老三样轿车。不过在他们的身后，夫人们大多开着宝马之类的豪车。夫人座驾远高于丈夫们坐车身价，也不过是掩藏自己的手段而已。
作为中国体育的组成部分，中国足球不过浓缩了中国体育的一些问题而已，难堪的就是中国足球的成绩实在不值得一提。但是8•25风暴扫荡到中国足球，南勇、杨一民等中国足协各级工作人员落马的时候，足协上级负责人却无一人站出来为之承担责任。目前谢亚龙、蔚少辉、李冬生的问题没有明确，但是单就南勇、杨一民两位中国足协前副主席和张建强这一个前中层干部被刑拘，上级就应该承担用人失误的责任。中国足协内部一些德才兼备，在行业内拥有良好口碑的干部，不能得到提拔任用，而结党营私甚至公开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干部却逍遥自在，一方面是足协内部管理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总局在干部任用管理上的失职。因为这些问题，在媒体上都曾经被报道，而并没有引起关注。
对于这样的怪现象，舆论是不满的，所以就有抓出南勇、杨一民等人背后“更大的鱼”的呼声。但是，至今8•25风暴都没有把“更大的鱼”扫荡出来，而舆论和人民最为渴望的则是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