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从协会到中心 行业管理机构成怪胎
2007年8月和今年3月，中国足协先后在上级部门领导授意下出台了南北分区赛制和国奥打中超的奇思妙想。这两项措施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媒体舆论都给与了抨击。不过，两次总局副局长崔大林都站出来说明：这些都是中国足协自己的想法，和总局没有关系。2007年那次南北分区赛制设想出台后，谢亚龙等中国足协决策层人士一再做当时中超委秘书长郎效农的工作，暗示这是上级领导的意见，郎效农必须按照要求制定南北分区赛制方案。最后，郎效农急了：“要是领导的意见，就让他们发文来，否则我不会做这个方案。”南北分区赛制的闹剧，最后以郎效农直接上书崔大林反对而宣告结束。国奥打中超的方案最后也是郎效农协调成了部分中超队伍利用联赛间歇陪练国奥队，避免了国奥队直接参加中超联赛带来的冲击。
南非世界杯的国际足联大会上，现在还是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名义在行使中国足协副主席和秘书长职权的韦迪，竟然在政府是否应该干预足球的问题上选择了政府干预。其实，应该佩服韦迪，他的选择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足协的状况：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不是行政单位却拿着行政单位的架子和办事方式风格。
90年代初期，中国足球开启职业化改革时候，中国足协还只有协会这一块牌子。后来当时的国家体委进行神话改革，成立了一系列项目管理中心，足管中心也是其中之一，中国足协也就一套班子变身为两块牌子。自从足管中心的牌子树立起来后，改革之初中国足协的协会管理体制就遭到了破坏，尤其是2000年阎世铎接替王俊生担任足协“一把手”后，足协的只能渐渐由中心所取代，协会只是对外工作的名称，而中心才是足协所有工作人员最为看重的牌子。这块牌子，也能让足协各级工作人员有安全感和归宿感，当然还有对外的权威性。
强调自己是政府部门下属机构，这样中国足协才会有以行政方式向会员协会和各俱乐部法号司令的底气。这样的状况也造成了中国足协随着职业联赛的发展，反倒退化回了一个行政性质的机构。王俊生时代的中国足协，还是具有相当形式行业管理智能的独立权限，而阎世铎时代到了后期尤其是实德等G7俱乐部造反逼宫时候就沦为了总局或者总局个别领导的执行机构。事事请示，阎世铎解释：“天塌了还有高个顶着。”其实就是推卸责任，以上级旨意作为足协工作的准则。阎世铎之后，谢亚龙开始，中国足协基本上就成为了总局足球分管副局长崔大林的执行办公室。中国足协内部工作人员，也戏称自己是“崔办”工作人员。奥运战略、南北分区赛制，甚至现在的国奥打中超，种种荒唐的想法和做法，都离不开中国足协的领导班子在贯彻执行上级领导旨意中展现的聪明才智。
老是想着出事了会有高个来给自己顶着，所以中国足协最近几任班子都不求上进。班子成员大多也认为自己只要执行了上级指令，就平安无事，其他方面也就开始放松。不真正关注中国足球的管理和发展，只是执行来自总局的指令，足协里的部分人士也就把心思放在了为自己谋利益上。错位的体制和别扭的定位，使得中国足协以及足球界人士都有了胡作非为的动力和精力。中国足球改革之初，中国足协各级工作人员的激情和干劲统统消失了，这种颓废状态也对整个足球界造成了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