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舆论管制 放纵了足球界为非作歹
1996年下半年，因为当时《新民体育》刊登的《中国足球十问》，国家体委宣传部门和上海有关部门联手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处理。最后的结果是：因为“否定了足球改革成果”，新民体育和这篇报道的作者马德兴(微博 博客)都受到了严厉惩处。刚刚到中国体育报社任职的马德兴被开除公职，在接下来两年时间里处于无业状态，最终隐名埋姓投奔《体坛周报》。
《十问》事件对体育媒体的打击和压制效果是明显的。《十问》以及作者马德兴的遭遇，使得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控制了足球宣传舆论的导向，而媒体以及记者在足球报道中，脑子都都是挂着高压线进行工作的。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在足球报道上媒体可以放得很开。事实并非如此，国家体委（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一直对媒体采取高压政策。中国足协和媒体的碰撞，还有1999年的无锡日报官司，以及数不清的以假新闻为名封杀媒体和记者的行动。对于接下来足球界里出现的各种不法行为，知情的人们敢怒不敢言，没多少人愿意顶着被打破饭碗的风险去伸张正义。当然，也有不少媒体和记者干脆和足球圈人士同流合污，最终一起堕落。
中国足球名义上是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上以“中国体育改革突破口”的口号，开始进行改革的。作为改革的标志，是1994年推出的职业甲A联赛。虽然舆论和不少足球界内外人士都认为中国的职业足球只是“伪职业”，但是职业甲A的启动对社会经济，尤其是体育的产业化发展来说，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报喜不报忧，同样发生在改革起步阶段的中国足球身上。似乎一旦改革了，一旦职业化了，就如同鲁迅先生笔下那个阿Q所谓的“革命”了：有了高收入了，也有了高消费了，更有了“保暖思淫欲”的需要和本钱了。而对中国足球的任何批评，都是“否定改革成果”或者是“假新闻”。不过，有意思的是，甲A时代部分和记者们关系不错的足协工作人员在非正式场合也大多会和记者说：“领导们说的假新闻，其实好多就是真新闻，只是他们不承认。”1999年霍顿担任主教练的那支国奥队里发生的“舒畅李雷雷离队”，以及这年年底的“王俊生下课”，新闻本身是不是事实都不怎么重要了，关键是后来的足协和媒体之间的拉锯战迅速改变了事态的发展，也让人们关注的重点发生了转移。2000年中韩对抗赛时候，著名记者李承鹏采访了当时的中国足协一把手王俊生，后来写出了大篇幅专访报道。因为这里面写到了王俊生的一些真实想法和上级意图不太合拍，导致总局领导过问，王俊生在领导面前“以党性保证没有接受过采访”。其实那次采访进行的时候，还处于隐名埋姓状态的马德兴也在场，可以作证的还有足球界著名经纪人刘宏伟。无论甲A还是中超，中国足球最为热闹的时候，都有中国足协和媒体之间的斗争，足球报和体坛周报这两家最大的体育专业报刊，在和总局、足协的斗争中受到的影响最大，当然斗争频率也最高，封杀也是这两家报纸在采访中经常享受的待遇。
对中国足球的舆论监督名存实亡，更重要的是，媒体和记者毕竟不是足球界的圈内成员，不少事情都是捕风捉影而不可能得到真凭实据，而在任何历次所谓揭黑曝光报道引发的官司中，最终吃亏的大多还是媒体，最终媒体在形势压迫下放弃了监督职能，只能对中国足球的堕落说些隔靴搔痒的话。当然，在利益驱动下，媒体和记者中还有一部分最终也彻底站在了本该属于自己监管对象的那些机构和人们的立场上，一起共谋利益。
利用1996年那次对媒体和记者的打击，加上此后动辄以“假新闻”理由“收拾”媒体，舆论环境对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界都无比宽松起来，足球界人士基本上可以做到为所欲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