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甲A起步有偏差 流行潜规则排斥明规则
1997年年底，从天津转会深圳平安的赵斌签约后返回天津乘坐飞机时，在深圳机场因为随身携带70万巨款而被安检人员拒绝登机。虽然事后平安俱乐部和赵斌本人都否认这70万是俱乐部给的签字费，不过当时赵斌以115万身价转会，转会费肯定不会让他带走，媒体当然还是猜测这70万就是签字费。俱乐部给球员在工资奖金之外再给一笔签字费，这是当年甲A火爆时候的潜规则，各家俱乐部在和主力球员签约时候都不得不忍痛这么出血。
1992年红山口会议设计了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方向和路线，但是在自我管理和自我晚上上却没有设计出有效机制和制度。接下来的甲A和中超时代，中国足球全行业出现了明规则名存实亡，而潜规则大行其道的情况。
职业化道路，开启了中国足球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这样的变革并不彻底。协会管理、行业监管、联赛管理、国家队建设、青少年培养、法制建设等等方面的配套措施都没有跟上。2004年中超联赛推出，本来是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机会，但是也是在环境治理和配套措施等方面无所作为而仅仅完成了从甲A到中超的“翻牌”。这种“翻牌”套路的改革，很多方面都只是改变了名称，中国足协和足球界的工作方式以及相应的制度建立健全上都还是萧规曹随，没有本质变化。2004年“G7革命”，身为“革命对象”之一的郎效农在回顾中就表示：就是只推出了中超联赛，而相应配套的管理监督措施和利益分配体系没有完善，所以才引发了这场动荡。
职业甲A联赛推出时候，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教练和球员的待遇有了大幅度提升。原来不能公开的物质奖励等都以俱乐部老板或者老总领着手提箱装现金随队出征的方式出现，足球职业化简化成了大量资金的进入和公开以及从业者收入的大幅度提升。1994年首届职业甲A联赛，大连万达老板王健林就拎着几十万现金和队伍乘坐飞机赴客场。在飞机上，王健林拍着箱子告诉队员：“赢了球，奖金马上分给大家。”这种大额乃至巨额现金奖励的方式，甚至传染到了国家队。1994年和1995年国家队在商业比赛后，国脚们都会领到成千上万的现金奖励。那时候活到二三十岁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现金的队员大开眼界，当晚把钞票铺在床上睡觉的也大有人在。
1998年开始，随着前卫寰岛等俱乐部向足坛烧钱运动进一步添柴加薪，球员待遇被哄抬到了离谱的境地。国内球员转会市场上，球员身价飞速上升。而在能够公开的转会费之外，各队主力球员还能得到不菲的签字费、训练津贴等等名目的收入。当年转会到深圳飞亚达的一名叫赵斌的球员，就是在和俱乐部签约后回天津时候，在机场因为携带了70万现金签字费被拒绝登机。每年年底到次年年初俱乐部要和球员前工作合同的时候，各俱乐部都要向主力队员在合同约定之外给出一笔签字费。签字费少的有二三十万，多的则高达七八十万。而教练和球员的这些巨额收入，不少都是俱乐部协助下经过了偷税漏税等不法途径进入人们的腰包。而中国足协为了遏制球员收入飞涨，出台了限薪令，但是限薪令却遇到了俱乐部阴阳合同的对抗。2004年著名球员谢晖就曾经拿着和力帆俱乐部的“阴合同”对簿公堂，还打赢了官司，要到了70万欠款。直到现在，阴阳合同依然存在。签字费和高额的训练津贴等灰色收入、阴阳合同、偷税漏税，这些足球界的潜规则在足球行业里都比限薪令等明规则更有效力。而对此，身为行业管理者的中国足协无能为力，国家体委和后来的国家体育总局也同样无所作为。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的技战术水平，但是教练和球员待遇却远比水平提升的速度更快幅度也更大。这一方面造成了全社会对足球运动的反感，也颠覆了中国足球的传统道德标准，使得金钱利益驱动的胡作非为大行其道。应该说，在甲A时代，中国足球内部先于环境走上了恶化道路。此后，这个行业长期缺乏有效监管，进一步放纵了中国足球的内部腐化进程。
中国足球的职业化，从开始就进入了从业者只取其有利于个人或小集体利益的方面，而放弃了正规化法制化监管等不利于谋取私利的方面。而行业管理机构或是无能为力，或是有意放纵，导致潜规则流行，明规则仅仅是空文。在这样的环境里，可能滋生默契球、交易比赛，培养出专门进行不法比赛交易或者操控比赛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