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偶像到“呕像” 下个禁药丑闻主角会是谁？

缘何多数偶像职业生涯末期才被发现？

网球名将辛吉斯(微博)07年11月宣布第二次退役，原因是被查出当年温网(微博)期间药检呈阳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抗辩，所以直接退役了事；阿姆斯特朗退役后被法国国家兴奋剂实验室查出尿样含有违禁药物，这才引发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一连串的追查，最终导致环法七冠王身败名裂。缘何这些在各自项目显赫一时的巨星在时过境迁之后往往才被查出服用禁药呢？那么事发第一时间，这些选手的尿样为何能顺利过关？

首先，是因为科技不断创新，兴奋剂及其代谢物的种类愈发多样化，很多时候现有检测技术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查出服用禁药。而且如美日等国家对于新药的研制速度极快，高科技禁药不断诞生，有些运动员使用的最新兴奋剂，压根是反兴奋剂名单上没有的，而且使用之后相当隐蔽，防不胜防。等到类似药物被列为禁药名单的时候，下一批更新的禁药早已填补空缺。而且越是成绩出色的运动员，获取高科技禁药的机会相对越多，所以在职业生涯期间并不容易被抓“现行”。

正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部分运动员还在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来提高成绩的时候，阿姆斯特朗已经率先使用EPO（促红细胞生成素）了，而直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人们才通过结合血检和尿检，找到了一种可以大面积推广的、可靠的检测技术。而美国女飞人琼斯在悉尼奥运豪夺五块奖牌，但三年之后她才被查出使用了一种当时尚无法检测出的合成类固醇THG。不少科研机构致力于研究开发那种用量少、痕迹小、药效长且不易检测的高科技禁药，这也成为导致反兴奋剂检测滞后的重要因素。

而且，兴奋剂使用和检测之间存在一定时间差，像阿姆斯特朗所服用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只需要6-8小时便可排出体外。所以很多时候等到药检人员来的时候，尿液已经查不出任何问题了。

其次，运动员本身跟所属项目的单项体育联盟、以及赞助商之间，都存在很微妙的关系。阿姆斯特朗成功抗癌回归自行车界之后，国际自盟（UCI）清楚地认识到，他能够被塑造成旗帜性人物，这对自行车整个运动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所以多年以来，国际自盟一直“包庇”阿姆斯特朗。99年他曾被查出药检呈阳性，但是在UCI的授意之下，阿姆斯特朗的队医很快补交了一份报告称他是因为服用了治疗防止大便疼痛的药物，所以导致尿检有问题，这件事也就此不了了之。正是因为国际自盟的保驾护航，阿姆斯特朗多(微博)年来才得以树立起健康形象，包括耐克、Trek自行车等多家赞助商均与之签约，这也使得他“车神”形象愈发丰满。于是这三者关系形成循环，成绩愈出众，赞助商越趋之若鹜，UCI庇护愈盛，而阿姆斯特朗则更需靠禁药维持这相对稳定的局面。

而在中国的部分运动队当中，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奖金、地方荣誉、小团体利益、政绩、官职，这些都成了左右运动员的关键词，他们为此不得不铤而走险服用禁药。当年红极一时的马家军折戟就体现了个中规律，斯图加特田径世锦赛斩获3金1银1铜之后，马俊仁领衔的中国女子中长跑队伍俨然成为全中国体育界学习的榜样。在奖金和突如其来的荣誉光环，马家军逐渐迷失自我，为了保住辽宁田径大省的荣耀，马俊仁深陷禁药泥沼。悉尼奥运前一个月，全队7人被抽查，6人不合格，在申奥大背景下，马家军有嫌疑的队员毅然被排除在参加奥运的大名单之外。但出于国家体育形象的保护，整件事对外并未正式公开。直到2009年《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问世之后，这段历史才被公诸于世。

还有全运会，由于涉及各省市体育部门的政绩，所以金牌奖励往往要超过奥运会。也正因为此，在这个平台查出服用禁药的比例极高。女子百米飞人王静、赛艇运动员郭林娜、射击运动员栗杰，甚至十一运会赛马项目的马匹都曾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