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偶像到“呕像” 下个禁药丑闻主角会是谁？

利益驱使禁药之花处处盛开

无利不起早，在竞技体育领域，兴奋剂的产生和发展绝非毫无根据。利益无疑是最大的驱动器，所谓“利益”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层面，一种是价值层面。

首先，不管是“为荣誉而战”还是“重在参与”，体育比赛最原本的宗旨都是精神层面的产物。然而随着体育商业化日趋发展，经济利益无疑成为禁药蔓延的最强大助力。因为所有运动员都深知，一旦在重大体育比赛当中取得优异成绩，就能带来可观的收益和商业价值。对金钱的追求刺激着许多运动员的神经，所以兴奋剂自然就成为他们提高竞技成绩最有效的途径。

阿姆斯特朗在成功抗癌并连续七次获得环法冠军之后，眼镜、自行车、运动服装、饮料、食品、制药公司等十数家广告商纷纷跟其签约，每年光是这部分收入就高达1700万美元。第一次退役告别自行车赛场之后，他的商业价值并未受到丝毫影响，每年仅仅依靠演讲就能获得约300万美元酬劳。根据福布斯数据分析，阿姆斯特朗净资产高达1.25亿美元。

如此巨大的商业价值，怎么能不吸引部分运动员趋之若鹜？

其次，运动成绩提高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还远不止金钱方(微博)面，随之而来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也是让运动员、教练员铤而走险的原因之一。以日韩为例，这两个把“为国争光”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国家往往在优势项目当中对运动员下达死命令，参赛者不得不背负沉重的名次指标。日本田径名将圆谷幸吉就因未能在奥运会达到预想名次自杀身亡。在成绩指标的重压之下，很多运动员只得求助于兴奋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