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寻找曾参加过北京亚运的湖南运动员以及他们现在的去处，并非易事。而我们的记录，只是想用素描的手法，描绘出这20年的光阴里，他们向左向右的人生轨迹。以及时间本身惊人的改造力…… 本版撰文/记者向群 实习生李天知

20年前的小熊，现在大家管他叫“熊局”

仲秋的长沙，耀眼的阳光从树冠间投射下来。36岁的熊倪站在阳光充沛的办公室里，熟悉地伸出右手与记者握手。一件据说是夫人亲自挑选的红色短袖衬衣，配一条深蓝色休闲裤，透露出与他自己身份以及年龄靠谱的成熟。

“北京亚运会时，我们突然发现以前的‘梅花牌’运动服不见了，新发下来的运动服上写着两个大字‘ 李宁’，尽管当时衣服的款式与颜色什么的可能还不及阿迪和耐克，但因为李宁的名字，也算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了。”这是与记者聊起北京亚运时，熊倪首先想到的一个场景。

20年的时间很快地冲刷了一个年轻人的冲动、稚嫩以及对物质生活的某些渴望。当年在国家队里被人呼为“小熊”或“小倪”的这个人，如今的称呼是“熊局”。广州亚运会上，你会看到一位在各方面都能应付自如的湖南省体育局官员，他沉稳、健谈、喜欢足球、偶尔开玩笑，并且毫不留情地训人。所谓时间，就是这样淘洗掉每个人青春痕迹的……

1990年北京 吃到烧辣椒是幸福

“对于跳水而言，参加亚运只是‘好玩’”

北京亚运会对于熊倪本人的标记非常鲜明——惟一一次以运动员身份参加的亚运会。“成天在体委(即现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的训练馆里跟队友们训练。别人都在为亚运会捐款、捐物、搞义务劳动……而我们得到的指令非常简单——努力训练。”在熊倪的记忆里，那些日子简单重复得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单纯从比赛的角度来说，我们整个跳水队参加亚运会，其实就是‘好玩’，因为跳砸了或许才是新闻。”

20年前的那次亚运会，带给熊倪的记忆更多是物质方面的——“我记得我们(国家)跳水队跟(国家)体操队当时备战亚运会的训练每天都很晚，来到餐厅时已经没剩什么菜了，心里面并没有什么大赛的感觉，只是想着晚上能吃什么。一旦餐厅里没什么菜了，大师傅就会给我们加菜，不过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大多时候加的菜无非就是西红柿炒蛋，偶尔有个烧辣椒，我也会高兴得很，因为我是湖南人，烧辣椒一般其他人吃不了多少。“

2007年长沙，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

两届亚运会，他没有太多鲜明的记忆

在熊倪个人的人生轨迹里，北京亚运会所能留下的印记实在有限。当时的那个少年，一心只想着不要让人看扁，“因为1988年的那次奥运会没拿到金牌，所以我当时也特别想在大型赛事方面展现自己的实力。”

1997年底，熊倪有了自己的第一个行政职务——湖南省体工大队副大队长(副处级)。2002年3月，熊倪来到益阳市朝阳开发区挂职锻炼，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为官之道”。“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意识到我自己不再是一张‘牌’了，而成了一个出牌的人！”熊倪这样回忆道。彼时，熊倪28岁，距离那个能有烧辣椒吃就很高兴的孩子，已经过去了12年。

2007年，33岁的熊倪成为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

和他再谈及另两届亚运会的话题，就不再有太多鲜活的记忆了，“2002年釜山亚运会我没参与，只是作为你们《潇湘晨报》的特约评论员，我才关注了一些比赛的情况。2006年多哈亚运会，我只记得湖南的运动员拿到11枚金牌，其中有10枚出自我所在的湖南体院……”

用熊倪自己的话来说，他现在是一个“体育行政工作者”。

2010年广州，每名运动员的情况都要了解

配给 李玄旭的营养费，超过10万元

20年后，广州，第16届亚运会。

可以预想的是，20年后的运动员们，对于广州亚运会不会再留下太多有关物质生活的记忆了。熊倪用了一个简单的对比丈量出了两届亚运会之间的物质落差，“就拿运动员的伙食来说吧，现在我们配给李玄旭(游泳运动员)的营养费，就超过了10万元。现在，每一名参加广州亚运的湘籍运动员的身体情况，我们都要时刻关注。”

“北京亚运会的时候，全国都在捐款。现在嘛，这些都是广州自己的事了！”熊倪笑着说。随后他开始向记者开玩笑地“抱怨”自己北京亚运会时曾经捐了50块钱。因为捐的这笔钱，曾经是他当时月收入的二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