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距离：领导人的足球缘中国足球将迎新腾飞

中超体坛周报 [微博] 2012-12-26 11:45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北京，育英三院足球场（如今的六十五中学），七八个孩子追逐着白色的皮球。轰隆一声巨响——“东墙倒了！”惊恐的声音传来，孩子们瞬间作鸟兽散。那是一枚尚未爆炸的炮弹惹的祸。跑得最快的是年维泗，回到家他的心还砰砰跳得厉害。父亲安慰他说，解放军打过来的炮弹不会炸的，就是震慑国民党的。

同样的时间，上海的足球甲组联赛正在进行。20世纪前期的上海，足球赛可谓主要大众娱乐项目。除了中国人的球会，意大利人有意大利队，犹太人有犹太队。上海精武队的右前卫陈成达和左边锋方纫秋其时还是中学生，却已是联赛里备受瞩目的新星。“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他们都听说过10多年前球王李惠堂在上海击败洋人球队的故事，李惠堂是二人心中偶像。

距离上海1000多公里的广东梅县，也有一个将李惠堂奉若神明的同龄人。7岁从泰国回到梅县的曾雪麟，每天放学和几个小伙伴在街道上踢球——事实上也许不能称为“足球”吧，因为家里穷，他们只能踢柚子，直到柚子软得滚不动，再换第二个。一日李惠堂来到梅县打表演赛，人山人海，小个子曾雪麟被挤得浑身是汗。

足球伴随孩子们的成长，却并非其人生理想。出身教育世家的年维泗欲做一名教书匠，考入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陈成达立志子承父业，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的方纫秋很早就梦想开船环游世界，后来去了西南军区的曾雪麟以为这辈子再也脱不下军装。

然而，命运的齿轮转动，小小足球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或者更确切地说，掌控那只小球的并非命运之神，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非听了贺老总一句话，等待曾雪麟的也许就是别样的人生了。

1952年11月的重庆阴冷潮湿，从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归来的中国国家足球队与西南军区战斗队比赛。由于在一年前的第一届全国足球赛中表现优异，华东队的陈成达和方纫秋都已入选这支国家队。

中国队射门，战斗队守门员曾雪麟一个扑救坐在了地上，史万春头球补射，曾雪麟一跃而起，将球抱在怀里。比赛结束，观战的贺龙司令员笑着问：“小曾的屁股上是不是有弹簧啊？”此后，贺龙为曾雪麟起的绰号“橡皮球门”不胫而走。

23岁的曾雪麟并不想踢球，那个年代搞体育的人被看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贺龙劝他：“搞体育也是干革命，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问我能不能管体育，我痛快地答应了，体育运动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嘛。”

曾雪麟不知道，就在战斗队组建初期，贺龙曾让人给在香港的亚洲球王李惠堂写信，聘请他来当教练，薪金由他自己报，要多少给多少。不过，李惠堂没有同意。

在重庆时，贺龙经常去球场看训练，到体育场后面的湖边钓鱼，碰上队员便询问其身体和伙食状况。1953年春的一天，曾雪麟正用井水冲凉，看完训练的贺龙特意走过来，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好好准备，中央要派一批球员去苏联学习。

不过直到那年年底，苏联学习也未能成行，曾雪麟却被已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调到了北京八一队。1954年8月，曾雪麟在保加利亚参加完全军运动会后，穿着军装和马靴直接飞到了匈牙利布达佩斯，加入了留洋匈牙利的中国队。

彼时，周恩来总理拍板，为了促进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通过三大球推动其他体育项目，而选送有培养前途的年轻运动员出国学习。这项活动被概括为六个字“派出去，请进来”，中国足球队和游泳队率先走出国门。这支国足中，不仅有年维泗、陈成达、方纫秋和曾雪麟，还有青年队补充过来的张俊秀和陈家亮。

在匈牙利的一年半，中国队打了83场比赛，走遍东欧诸国。从刚到时输给田径队，到和匈牙利甲级联赛中游球队不相上下，进步神速。1955年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开幕式中国队和波兰队交手，在裁判的帮助下，东道主才以3比2战胜中国。第二天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幅漫画——守门员张俊秀张开两个巨大的翅膀，将球门紧紧封死，对面站着一筹莫展的波兰中锋，张俊秀被波兰人称为“攻不破的万里长城”。那场比赛之后，贺龙提名增补张俊秀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83场比赛，我打了82场半，曾雪麟一直是我的替补。他感叹，张俊秀不死，他永远也上不了场。”张俊秀后来听说，曾雪麟还给贺龙写信抱怨呢。

海锦江饭店旁的球场边，看着南斯拉夫队员的娴熟技艺，心理素质一向出色的年维泗第一次感到紧张。1956年2月，奥运会足球冠军南斯拉夫队出访东南亚，最后抵达中国上海，受到隆重接待，每人收到一件呢子大衣和一个大皮箱。

比赛前一天，贺龙专程飞到上海给中国队作动员。他问中国队领队柯伦，什么叫人民？什么叫国民？柯伦回答：解放了的是人民，没解放的是国民。贺龙说，我看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以往总是将“学习”挂在嘴边的贺龙，这一次却告诉年维泗、陈成达、方纫秋等人“解放思想，敢于赢球，努力争取胜利”。

中国队2比4输掉了比赛。赛后，贺龙早早等在上海体工队的会议室接见球队。年维泗惭愧地说，“对不起，我们输球了，没有完成任务。”贺龙却摆摆手，“多少年没看过这么精彩的比赛，输了没关系，你们打得很好。”他边说边指挥服务员倒茶，“他们是功臣啊。”

那是年维泗印象最深的一次比赛。中国队在先农坛体育场训练时，重要赛事前的准备会，贺龙从未迟到，每每询问球员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食宿。困难时期运动员宿舍的煤不够，冬天屋里冷飕飕的，也是贺龙一个命令解决问题。张俊秀回忆，队里年龄最大的是陈复赉，贺龙一直很关心他的个人问题，命令领队柯伦帮他找对象。

对于球员，贺龙更多的是鼓励，领教他火爆脾气的是体委领导。1957年6月23日，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在缅甸和印尼打平，第一次世界杯冲击失败。时任体委副主任的黄中握着年维泗的手感叹：小年，你们不能输啊，输了回去贺龙总要骂娘的。“他的手心全是汗。他告诉我，贺老总偶尔发脾气说：‘让球员好好练，不好好练，还给他们开饭吗？’”50多年后，年潍泗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

方纫秋在1957年夏天被体委派到中央首长的北戴河疗养院，指导首长子弟足球队与在华外国专家队的比赛。董必武、贺龙、陈毅的孩子都在那支球队里，子弟队6比3获胜。球队的最大功臣是贺龙的儿子贺小龙（即后来的贺鹏飞中将），他严密盯防对方的大个子苏联专家。而方纫秋则被周恩来总理夸奖为“胸怀全局的指挥员”。

1964年，当中国队0比2输给来访的巴基斯坦队时，贺龙果真不再给球队“开饭”，当即解散了国家队。1964年春天，贺龙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谈到了“三大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功夫啊！我快70岁了，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01年10月7日，中国队世界杯出线夜，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看台上，一条巨大的横幅引人注目，上书“告慰小平”四个大字。步入古稀的年维泗唏嘘不已，“那确实代表了多少年来我们足球人的心声。”

几代中国领导人里，邓小平大概是最狂热的球迷。前中国足协名誉主席程子华曾和年维泗提起，邓小平在中学就喜欢踢球，踢的是右边锋，速度快，动作也猛。至今，邓小平留学法国时为5法郎球票卖了衣服的故事流传甚广。

夫人卓琳心目中的邓小平“最爱孩子和足球”，女儿邓榕也常常陪同邓小平观看球赛。1986年世界杯的50多场比赛，耄耋之年的邓小平一场没落。晚上看不了的比赛，他让警卫张宝忠录像，第二天早上看，而且绝不允许“剧透”。

邓小平的牌友聂卫平一向以专业球迷自居，却称邓小平是“真正的高手”。一次他们边打牌边看两支外国球队的比赛，开局不久，偶尔瞄一眼电视的邓小平肯定地说，这场球一定是平局。聂卫平没有出声，当结果锁定平局时他才大叫“服了”。

尽管晚年时说自己看中国队比赛“有股闷气”，邓小平与中国足球的缘分却长达近50年。20世纪50年代，与贺龙一样，邓小平也是先农坛的常客。他不仅看国家队的训练，连先农坛外场的青少年比赛甚至老百姓自发的足球赛，他也看得津津有味。邓小平并不事先通知，来了后戴着一顶草帽，坐着小马扎，警卫员站在一边。观看国家队正式比赛，他很少坐在主席台的第一排，而是在后面找个不起眼的位子，赛后悄悄离开。

1957年中国国家队分成红白两队（相当于一队和二队），集中了主力球员的红队留在北京集训。当时包括曾雪麟在内的许多白队球员都想回家，但邓小平一句话“白队不能解散”，这批球员去了天津训练。曾雪麟作了天津队教练后，一次和苏联一支球队比赛，邓小平专程坐火车去民园体育场看球。

1958年五一劳动节，红队和白队踢“劳动者杯”。两队队员私下商议踢一场默契球，比分最终锁定2比2。那场比赛，邓小平没看完就离开了。白队守门员曾雪麟事后听说，邓小平专门将队里的领导叫去批评了一顿，因为他早就看出这是一场“假球”。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中国足球第一次腾飞的时期。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中国队战胜匈牙利二队，紧接着战胜瑞典强队尤哥登，并在中朝越蒙四国友谊赛上获得冠军。在此前一年《北京日报》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评选的“最受欢迎10名足球运动员”中，年维泗、张俊秀和方纫秋榜上有名。

据统计，1954年到1957年，中国队一共踢了166场比赛，输掉了91场。大部分对手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他还包括来访的亚非拉国家队。同乒乓球相似，足球也成为国际交流的有力工具。

就在贺龙解散国家队的一年后，1964年5月，邓小平观看了来访的巴西马杜雷拉队的比赛。当时中巴尚未建交，且对方索要出场费，邓小平亲自批准，开创中国支付出场费邀请国外职业球队的先河。那场比赛，国家体委组织了全国26支球队、7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现场观摩。

77年7月17日，上午暴雨倾盆，下午艳阳高照。北京工人体育场贵宾室，面对前来参加长城杯国际足球邀请赛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国家体委国际司的魏纪中这样介绍邓小平——中国人民所敬仰的邓小平同志。其时正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前。魏纪中清楚地记得，正是在那一天，邓小平和代表团团长聊着足球时，第一次提到“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比赛开始前，随着魏纪中在主席台上激动地宣布，“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来看球了”，全场爆发热烈掌声。已经从国家队退役做了国家体委球类司足球处处长的陈家亮也在比赛现场，见证了群众对邓小平的热情推崇。就在此前3年，陈家亮还曾专门到邓小平家中给他放映讲解1974年世界杯纪录片《世界在他们脚下》。

1973年，邓小平二次复出的讯号也是在体育场上发出的，一张他在先农坛体育场和北京队队员握手的照片曾被许多媒体刊登。在魏纪中的印象中，邓小平两次复出正式会见的第一批外宾也都是体育界的。“邓小平两次复出后都主管体育，因为他喜欢，而且也懂，这应该是中国体育界的福气。”两次参与申办奥运会的魏纪中体会深切，“几乎每个中国体育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都曾得到邓小平的指点。”

邓小平现身工体两个月后，同样的地方，年维泗执教的中国队与美国纽约宇宙队1比1握手言和。彼时效力宇宙队的贝利称赞容志行为“世界级球员”。之后的两年里，来自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的知名球队相继访华，而以容志行、迟尚斌、沈祥福为主力的中国队也多次前往法国、西德和意大利等足球强国比赛。1980年夏天，中国足协重返亚足联。1984年底，中国队在新加坡举行的第8届亚洲杯上获得亚军，这是中国队在国际A级赛中取得的第一个好成绩。

1985年5月19日下午，照例是领袖们的桥牌时间，聂卫平陪胡耀邦、邓小平、万里打桥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问聂卫平：你对今天中国队和中国香港的比赛怎么看？聂卫平自信地回答，至少能赢两个啊。可是胡耀邦和邓小平却有不好的预感，打牌间隙，胡耀邦拨通了国家体委的电话，叮嘱体委领导做好输球的准备措施，防止球迷闹事。

当曾雪麟率领的中国队负于中国香港，痛失世界杯出线资格时，意料之中的骚乱发生了。数天后的牌桌上，聂卫平领略了邓小平的脾气——“国家体委没有认真准备，犯了严重错误！”在聂卫平看来，那一刻也许便为3年后体委主任李梦华的下课埋下了伏笔，而曾雪麟也在5.19之后黯然离开中国足坛。

距5.19不到3个月，首届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锦赛在北京举行。观看电视转播的邓小平再次提出，“中国足球要搞上去，必须从娃娃抓起，从少年抓起。”那个夏天，邓小平的这句话第一次被媒体广泛报道。

然而接下来的20多年里，它只是一句停留在口头上的至理名言。中国队数次冲击世界杯未果，2001年圆梦后紧接着却陷入假赌黑漩涡，在接近登峰之时迅速跌入深谷。

04年11月，第十三届全国老年足球赛在厦门举行，陈家亮、陈成达、年维泗、张俊秀、方纫秋等作为嘉宾出席。几位足球元老没有想到，曾经在福建工作、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得知此事，特意派车将他们接到福州，共进午餐。

陈家亮等人向习近平介绍了国内老年足球的开展情况，还提出希望福建也能组织一支球队，重振福建足球事业。“他看上去很年轻，非常热情。他说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希望我们继续为中国足球出力。”陈家亮回忆。

几位老人对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并不陌生。张俊秀和陈家亮都曾在50多年前的先农坛看台上看到过习仲勋的身影；陈成达刚当教练那会，习仲勋也是球场的常客。而“走出去、请进来”的重要决策，也是起源于习仲勋的一份报告。1952年11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建议：选派优秀运动员到苏联和东欧国家观摩学习，并邀请苏联、匈牙利体育队来华表演和比赛。周恩来批示同意，并请邓小平负责办理。

2004年时，年维泗等人并不知晓习近平喜欢足球，那次聚首更多的被他们理解成一位领导对老足球人的尊重与关怀。直到几年后在秦皇岛奥体中心见到习近平踢球的照片，年维泗对友人评论，“动作像模像样，一看就是好好踢过的。”

实际上，习近平在北京八一中学就读时就爱好踢球。八一中学足球风气浓厚，曾获得北京中学生足球比赛的冠军。如果习近平早出生几年，也许他也会是方纫秋指导过的首长子弟队成员。

1980年代，习近平在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周末回京若赶上足球赛，好友聂卫平常常义不容辞地帮他搞球票。1983年夏天，习近平与聂卫平在上海观看中国队和英甲亚军沃特福德的比赛，巴恩斯将中国队防线冲得七零八落，沃特福德打进5球，二人愤怒离场。“看得伤心啊。”聂卫平对本报说，那是他唯一一次和习近平在体育场同看球赛。不过他说，习近平虽然伤心，“但他一直很关注中国足球。”

足球圈流传着这样的故事：2002世界杯期间，几位在央视侃球的主持人在某饭店早餐时“偶遇”习近平，从中国队到国际足球，习近平和主持人们相谈甚欢。虽然当事人对此讳莫如深，但习近平对足球的热爱可见一斑。

习近平宴请足球元老两年后，他和前浙江省体育局局长、足球反黑英雄陈培德完成了一次“迟到的”谈话。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和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就通过秘书，邀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陈培德谈谈足球的事情。

“他听得很仔细，不时问问题。我谈到5年前的打假扫黑，也说起全运会。”陈培德说，在他汇报完后，习近平说“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干部”。而在陈培德眼中，习近平“富有亲和力，平易近人，跟他说话没顾虑”。

2010年，中国足坛再次刮起反黑风暴，同年秋天，陈培德通过特殊渠道转交给习近平一封信。信中提出：打假扫黑必须彻底，并且延伸到其他项目，启动问责制，进行足球体制改革，改变办管监三位一体的现状。

不久之后，陈培德从体育总局政法司领导处得知，习近平看了信之后转交给分管体育的国务委员，体育总局很快收到了中央批示——尽快拿出管办分离方案。“足球反腐中公安的介入，一定是党中央最高层下的命令。”陈培德为此感到相当振奋，“打假扫黑再不会像10年前一样不了了之。”去年6月，体育总局政法司在上海召开足球体制改革论证会，陈培德也受邀参加。

连开发区“韩端(微博)本色”餐厅里，一幅巨大的照片挂在正对门口的位置，那是韩端与习近平的合影。

2008年7月15日，在秦皇岛视察奥运比赛场馆的习近平，特意探访了在那里集训的中国女足。力量房里，队长李洁送给习近平中国女足的签名足球，韩端送上了她的9号球衣。领队朱和元介绍说，这是已经打进了99个球的前锋韩端，习近平笑着夸奖：“真了不起，希望奥运会上你能打进第100个。”20天后，韩端果然在中国与瑞典的首场小组赛中首开记录。

北京奥运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两次出现在排球比赛的观众席上。比赛尚未开始时，习近平和同在现场的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聊起足球，言谈之间对中国队奥运会上的表现颇为不满。曾经担任足协副主席主管市场开发的魏纪中，给习近平讲了当年的红山口会议和近年来职业联赛的发展。

2009年10月，在德国参观拜耳公司的习近平获赠了勒沃库森的10号球衣，他提到了中国足球：“中国有一流的球迷和全世界可观的足球市场。举办完奥运会之后，中国下了一个决心，既然我们其他的运动可以拿到金牌，那么足球啊，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但是这个时间会很长。”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公开谈论中国足球。

2011年7月4日，习近平会见了韩国外宾，并获赠朴智星签名足球。此时他再次表示：“中国队世界杯出线、中国举办世界杯、中国队获得世界杯冠军是我的三个愿望。”第二天，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报道。三个愿望犹如一颗巨石，在中国足球的深潭里激起巨浪。

现实却是如此残酷。习近平表达三个愿望19天后，中国队踏上了2014世界杯征程。仅仅4个月后，中国队就折戟20强赛，再次与世界杯早早告别。

习近平的体育爱好当然也不只是足球。今年2月，出访美国的习近平下榻于洛杉矶万豪酒店，对面就是著名的斯台普斯篮球馆。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习近平特别提到NBA(微博)在中国很受欢迎，他本人也在闲暇时间观看比赛。洛杉矶市长维拉瑞格萨邀请他去斯台普斯看球，习近平欣然应允，并说自己是科比(微博)的粉丝。在现场，习近平观看了湖人和太阳比赛的下半场比赛，并与魔术师约翰逊(微博)及贝克汉姆见面。两天后，穿着大衣和皮鞋的习近平在爱尔兰都柏林克罗克公园体育场大秀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