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贾岩峰报道 老彼德离开中国已经有七年多了，离开前他执教的最后一支球队是北京国安。要不是受累于接手卡洛斯烂摊子的影响，红星大帅留给国安俱乐部的成绩应该是值得称道的。老彼德是迄今在中国执教过的洋帅中，先后带过上海和北京两大俱乐部唯一代表，所以，当2010年10月2日记者拨通他的电话，让他谈谈北京足球的特殊气质，他的讲述格外有针对性。
《足球》：您当年到北京国安执教，是受到谁的邀请？
老彼德：提起当年放弃与申花续约，其实是我一时冲动做出的错误决定，当年上海的市长出面挽留我都没能留住我的心，因为我当时被中国足坛一些阴暗面伤透了心。我觉得上海在中国虽然有很高的经济地位，但是在足球方面，没有受到最公正的待遇，所以我的心冷了。但是离开中国之后，我又非常想念在中国的日子，因为在中国我能够受到最高的赞誉和最少的苛责，后来刚好国安俱乐部一直盛情邀请我，我就去了。
《足球》：还记得当时跟国安俱乐部领导见面时的情景吗？他们对你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老彼德：当时我们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董事长李士林亲自跟我商谈了合同的细节，并且向我提出了一些要求，他们告诉了一个国安的目标，就是“永远争第一”，但是他又并没有要求我必须拿到当年的第一名，只是希望我能够把国安保持在一个强队行列，能够在联赛排名前几名的位置就可以了。当时我对于这样的要求有些纳闷，既然永远争第一是永远的目标，为什么又不要求我必须拿到第一，这不是有些矛盾吗？我觉得，想要第一就直接说，首都的球队都不想拿第一那还叫什么首都的球队。
《足球》：这是后来您自己先喊出了夺冠口号的原因吧？
老彼德：是的，我觉得北京国安俱乐部的高层其实一直都想拿到冠军，但是他们又不想太张扬，总是压抑着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个性在队员身上也能够看到，他们很想一件事情，或者很想你做什么，但是他们并不一定都直接说，要你自己去领悟，去体会。我觉得自己带领红星队欧洲冠军都拿过，我来中国也是为了要夺冠的，所以他们不敢喊夺冠，我敢。
《足球》：您觉得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气质有什么不同？
老彼德：北京人天生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而且越是越到强敌就越是不服气，他们可以输给排名垫底的球队，但是却不能输给申花、大连和鲁能这些排名比自己靠前的队伍。上海申花则相对来说比较理性，他们要凭借自身实力去击败对手，但是有时候每个人都想发挥到最好，却反而会暴露很多劣势，因为大家都太在意个人表现，这并不是说申花不好，但是在面对强敌的时候带领两队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备战方式。
在国安，你不需要任何刺激的话语他们也知道拼命，反而你要为他们减压，让他们不要为过分激动冲昏了头脑，但是你要担心他们会害怕会不拼，要引导他们如何理性地去拼。对于申花球员，你要让他们更加勇敢，不要担心自己的表现会给整体带来什么，要更加感性一些。国安球员需要你用感性的方式带他们走向理性，如果只有理性，他们会觉得你不够热情或者不够尊重他们。
《足球》：你觉得在您接手球队的时候队伍身上是否具有冠军的气质？
老彼德：当时队伍真的缺少一种必须要做冠军的气质。这可能跟北京队所在的环境有关，因为北京在中国的地位太特殊了，其他任何一支队伍，想要扬名中国的话，都必须要有突出的成绩，或者即便有了突出的成绩，也依然不能跟北京首都的地位平行。所以，在当时以北京本土球员为主的北京国安队里，几乎所有人都会有一种天生的骄傲感，同时又缺少足够的危机感，他们非常容易抱团，喜欢集体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又不完全知道如何把这种集体行为变成一种巨大的杀伤力。而作为一个好的教练，就是要顺势引导他们这些集体的凝聚力，让好的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又要避免他们团结起来跟你作对。
《足球》：您认为做北京国安的教练难？还是做上海申花的教练难？
老彼德：我觉得还是在国安工作更难，这并不是说国安俱乐部队的人不好相处，而是北京这座城市特殊的地位，因为你的言行、你带队的风格和气质，都应该与北京这座城市的风格和文化相符。
《足球》：说了这么多，您觉得究竟什么样的教练更适合执教北京这支球队？
老彼德：我只能说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想做北京国安的教练，首先得有足够的霸气，必须有能够控制住所有人的信心和决心；其次必须有丰富的情感，在性格当中有跟北京球员个性相似的特点，在相处当中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太理性和太感性都不好。第三就是应该足够圆滑，太听话和太倔强都不适合在北京国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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