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讲述“乒乓外交”来龙去脉的时候，神话其传奇色彩多、强调个人的突出作用多，这除了是由于“领袖崇拜”之外，过于推崇庄则栋的作用和过于听信庄则栋对事件的解读，也是因素之一。
16，从“人质外交”到“乒乓外交”
发生在1972年的“乒乓外交”故事里，最精彩的一笔是中国和泰国之间的“乒乓外交”——
五十年代，泰国新闻界泰斗乃讪担任泰国政府的最高顾问，也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反共总策划。当时，贫穷的泰国依赖美国经济援助，前提是不准泰国与新中国交往。
1954年，乃讪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有感于周恩来总理的翩翩风度，对新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于是建议銮披汶总理与中国进行秘密接触。万隆会议后，乃讪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和亲”、“人质”文化之后，决定把自己的一对儿女交给周恩来，作为泰国的“人质”，以显示对中国的诚意和留下今后改善泰中关系的伏笔。
这对兄妹秘密入境之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就读于中国学校，并且取了中国名字常怀和常媛。六十年代后期，泰国政局的动荡使乃讪受到囚禁，而常氏兄妹则在“文革”中有很多戏剧化的遭遇，最后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哥哥常怀被遣返回国、妹妹常媛出走英国。
1972年，泰国政府决心把握住“乒乓外交”之后出现的时机，常媛秘密地从英国回到中国并且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讨论了发展中泰关系的策略。
于是，并非新的亚乒联成员的泰国，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亚锦赛。对此路透社惊讶地评价道：“泰国已决定在乒乓球桌上同北京建立第一次正式接触。”
但实际上，这些“桌上”的接触全是在“桌下”运筹帷幄的结果——时任泰国全国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业署副主任的泰籍华人巴实•干乍那越，以泰国乒乓球队顾问的身份来到北京，常媛记载说：“他一下飞机，就被我、我哥哥和周总理所派的人员接走，与周总理商谈中泰两国建交事项，我们也成了‘乒乓外交’的一部分。泰国乒乓球队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从安排到会见，都是由常家和周总理密切配合的成果，给我父亲带来了无限的幸福感。”
与泰国关系的率先改善，带动了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1974年和1975年，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建交，其中有这样一个规律：建交之前，这些国家的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建交之后，中国乒乓球队访问这些国家——仿佛来访是关系改善的前奏、回访是关系升级的结果。
17，拉丁美洲
墨西哥以南的拉丁美洲，一向被视为美国的“后院”，在“乒乓外交”之前，中国在那里只有一个朋友：唯一有外交关系的古巴。
直到1970年12月，当“乒乓外交”开始赛前练习的时候，中国在拉美才有了第二个朋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智利。
1971年9月，与拉美国家进行的“乒乓外交”发出了第一个球：中国乒乓球队出访智利和古巴，在圣地亚哥，阿连德总统观看了乒乓球比赛。
对拉美“乒乓外交”决定性的一幕、恰好是最不受人们关注的一幕：1972年访问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乒乓球队，第三个目的地是墨西哥、它是最重要的拉美国家之一，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殷勤地陪着中国队一起到了墨西哥城。而在墨西哥的访问结束后，中国队又在原计划之外增加了一站行程：秘鲁。
以乒乓球为先导、中国在拉美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观察道：“在整个拉丁美洲，中国人因为希望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已经从在宣传上支持当地暴动的政策，改为支持中小国家反对大国的政策。”
建交之后就派一支乒乓球队出访，这成为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定式，于是在1973年11月，中国队又访问了阿根廷、牙买加和圭亚那三个新建交的国家，并且临时增加了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似乎还是那个特点：来访是关系改善的前奏、回访是关系升级的结果。
18，A-A-A
那是一个中国“体育外交”最活跃的时期，美联社就曾纪录下这种情况：“中国的体操队正在加拿大，一个乒乓球队在马来西亚，一个足球队正在北朝鲜，一个垒球队在坦桑尼亚进行表演。回头看中国，一个巴基斯坦足球队上星期日晚当着十万观众同中国队进行比赛，一个美国游泳队已离开长沙前往上海，一个美国篮球队在中国进行类似的访问……”
值得一提的是：访华的这支美国游泳队是继乒乓球之后第二支访华的美国运动队，他们既是为友好而来、也是为“显示肌肉”而来——其中包括五位奥运会冠军，其中最有名的是在美国女性体育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空军上校米基•金，她在28岁时获得奥运会女子三米板金牌，是密歇根大学出身的两位游泳名人之一、另一位是菲尔普斯。
“乒乓外交”最盛大场面，是1973年8月25日到9月6日的亚非拉友好邀请赛——
路透社认为：这是“乒乓外交”规模最大和最雄心勃勃的活动，“是北京在过去两年中的第四次乒乓球盛会，虽然体育在其它国家可能成为大买卖，可是在中国，它却是大政治。”
一共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名运动会参加了这次盛会，法新社记者目睹着“A-A-A”的赛会徽记（Asian-African-American）感慨道：这是“‘乒乓外交’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场面。”
壮观场面的收获之一是中国外交的突破：除了前面谈到的15个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国家之外，在“乒乓外交”活跃期、也就是1970年11月到1973年9月期间，还有7个亚洲国家、10个非洲国家和6个拉丁美洲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1970年11月之前，中国与53个国家有外交关系，但是到了1973年9月，中国又增加了很多有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其中1972年增加的最多、一共有21个，这一年也因此成为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最突飞猛进的一年……
19，“乒乓外交”的辐射
就乒乓球运动本身而言，“乒乓外交”带给这项运动的深远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乒乓球运动的全球化。
“乒乓外交”开始时，国际乒联的会员不到一百个，但显然是由于亚非邀请赛和亚非拉邀请赛的缘故，乒乓球迅速在世界上普及开来，目前国际乒联一共有218个成员，超过了国际篮联（215）、国际田联（212）、国际足联（209）、国际泳联(微博)（208）、国际网联（206）和国际奥委会（206）的成员数量，仅次于拥有227个成员的国际排联。
就运动本身的观赏性而言，乒乓球似乎和上述项目相比有所欠缺，但这绝不能说乒乓球是一个缺乏影响力的体育项目。恰恰相反，主要由于“乒乓外交”的缘故，乒乓球运动在1970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跃进式发展并且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项目，进而成为萨马兰奇时代奥运会项目扩军后的第一个受益者。
其次，乒乓球运动中的中国符号和中国影响。
以今天的价值观看，大约二十年前威胁中国乒乓球优势地位的“海外兵团”现象，其实在一个侧面体现着中国体育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那以后，乒乓球运动中包含着鲜明的中国符号、中国影响更无处不在。
这种影响力最直接地体现在优秀选手的层面，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参加伦敦奥运会女子团体比赛的49名选手中，除了代表中国和中国香港的6位选手外，还有另外近20位选手是出生在中国或者其父母出生在中国的，而其他半数选手里，也有不少人或参加过中国的乒乓球联赛、或受益于中国教练。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善于打乒乓球的中国人”，这是从“乒乓外交”开始中国留给世界的印象，在这项需要动作敏捷、技巧娴熟、聪明智慧的运动中，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古典痕迹和现代烙印。
因此，对于乒乓球这项能够代表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够辐射我们国家影响力的运动，我们应该怀着多一分敬意，大可不必有妄自菲薄之想——我们有很多理由为此骄傲，却没有任何自卑的必要。
20，改名
如前所述，“乒乓外交”的高潮远远不是尼克松在白宫接见中国代表团的那一次，而是1973年9月的亚非拉邀请赛——在蔡振华把精力放在足球之前的2010年，他曾经向媒体透露：中国乒协“拟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再次发起主办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目的是在更大范围内扩大乒乓球运动的影响力。”
但是这个动议，看起来是因为“国家有关部门”并未给予有力的支持，而再也不见诸报端……
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纯粹个人的认识：和我们以往更愿意按照美国人的理念、把“乒乓外交”仅仅理解为中美关系的一个事件那样，我们在今天似乎更急于在西方文化主导的那些体育项目上获得自己的存在感，似乎在国家日益强大的今天、我们反而更怀疑自己在体育方面过去的那些成就了——我们好像宁愿拿我们擅长的那些体育运动的成绩、去换取那些我们过去不擅长的运动成绩。
于是4月6日作为第一个“乒乓球日”变得无声无息，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忘记历史的数典忘祖。
“乒乓外交”的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1976年10月3日，新华社消息：
“参加第三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在北京组成，他们表示，一定要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志，遵照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体育路线，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他们决心在第三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中，认真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为增进亚非拉各国和各地区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为促进亚非拉三大洲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和前两届亚非拉邀请赛一样，在墨西哥举行的这届比赛，也设置了男女少年单打的比赛。代表中国参加男子少年比赛的、是一个叫蔡正华的英俊少年。
1981年4月，在“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诞生后，即将参加第三十六届世乒赛的那位英俊少年，做了或许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蔡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