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讲述“乒乓外交”来龙去脉的时候，神话其传奇色彩多、强调个人的突出作用多，这除了是由于“领袖崇拜”之外，过于推崇庄则栋的作用和过于听信庄则栋对事件的解读，也是因素之一。
“乒乓外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
撰文 房学峰(微博)（资深电视人，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首席策划。）
寻疑“乒乓外交”
多年以来，我对于“乒乓外交”始终有几点疑问：
第一，我认为以前在讲述“乒乓外交”来龙去脉的时候，神话其传奇色彩多、强调个人的突出作用多，这除了是由于“领袖崇拜”之外，过于推崇庄则栋的作用和过于听信庄则栋对事件的解读，也是因素之一。
第二，现有的“乒乓外交”定义，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专有名词，但我始终认为这是错误的和不全面的——“乒乓外交”不应该是一个孤立事件而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应该仅仅用于描绘中美关系的改善。这里包含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体育学术界应该对“乒乓外交”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有自己立场的研究和解读，而完全不必抄袭西方研究者、观察家和媒体给出的定义。
第三，虽然不少当事人（如徐寅生(微博)、庄则栋等乒乓球界人士，一些中国外交界的人士，以及当年领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对“乒乓外交”有过生动的和有影响的回忆，但恕我直言：目前尚未看到一部在大众文化意义上有较大影响的中文研究专著，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所以我收集了一些公开的材料，试图谈谈我对“乒乓外交”的新认识。
当然了，我不是史学家，只是对体育史略感兴趣而已，所以我写的这些东西将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去做枯燥的考证，而尽量把故事说得有趣；第二，如果我真地弄不明白，那就进行“大胆的假设”，以期引起媒体同行和专家们的兴趣——反正当事人很多都健在，我把猜想提出来，可以向他们一一求证。
此外，我在写这篇文字时曾经想找外交部的朋友查一些历史档案，但转念一想，那岂不是真把自己当历史学家了？于是作罢，姑且算自说自话图一乐儿吧……
1，“试水”的理由
1970年11月1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瑞典和南斯拉夫访问，队伍中包括了所有能集结起来的国内精英。这是继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之后，中国运动员的第一次出访。
对于这次出访，目前人们谈论较多的是中国男队受到了瑞典、匈牙利甚至南斯拉夫等国选手的挑战以及打开“文革”后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图谋等等，但我却发现：事情可能并不这样简单——
在中国队出访前一个月，英格兰(微博)乒乓球协会放弃了1973年世乒赛的主办权，该协会主席查尔斯•怀尔斯说，“缺乏合适的场地使我们不能在我国举办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单项国际体育比赛，这是极令人失望的事。”（这里的措辞很有趣：“最大的”，意思是说比足球世界杯和温网(微博)还大吗？恐怕是这个意思。）
之后不久，国际乒联(微博)经过和南斯拉夫乒协的谈判，决定1973年世乒赛改在南斯拉夫举行，比赛的提名候选地是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萨拉热窝。
这里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六十年代中国参加的三届世乒赛，除了1961年在中国举行之外，另外两次分别是在两个友好国家的城市布拉格和卢布尔雅那举行的。试想：在“文革”期间的七十年代初，如果连续两届世乒赛分别在和中国有着良好民间关系的日本、以及东欧集团中挑战苏联霸权的另类南斯拉夫举行的话，中国队为什么不去参加呢？
所以我大胆假设：世乒赛的异地举行或许也是中国队决定访欧“试水”的原因之一。而理想的“试水”对象，当然是关系比较良好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瑞典了——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斯堪的纳维亚锦标赛又是有“小世锦赛”之称的传统赛事。
此外在11月29日，瑞典首相帕尔梅接见了中国乒乓球队，是七十年代给予中国乒乓球最高礼宾规格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之中的第一个，这位后来遇刺身亡的政治家，既反对美国发动越战、又反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按照中国“文革”年代的价值观，这样一位人士对中国乒乓球队给予的礼遇，或许也能增加中国通过乒乓球重返世界舞台的信心吧？
2，后藤钾二的理由
中国乒乓球队能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后藤钾二的奔波居功至伟，他在1971年1月下旬访华，并且在2月1日与中方签订了关于中国队参加世乒赛的协议，其中的基础与核心是“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
“三原则”当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胜利，但后藤钾二为什么要执意邀请中国队参加世乒赛呢？难道仅仅是为了使世乒赛不致于因为中国的缺席而不够完满、不能代表世界最高水平吗？
恐怕未必尽然——
后藤钾二当时的身份，是日本乒协主席和亚乒联主席，他之所以力邀中国参赛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台湾不是国际乒联的成员。
国际乒联从1926年成立之后，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贵族蒙塔古即担任主席长达41年，他不但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和著名的乒乓球选手，而且是一位著名的苏联情报人员（服务于苏军总参谋部的情报机构“格勒乌”）。在这位左翼人士领导下的国际乒联，早在五十年代就驱逐了“中华民国”，并且做出规定：“未参加国际乒联的国家不能参加地区和洲联合会”。根据这个规定，“如果亚乒联未能成功摒除台湾的亚乒联会员籍，则亚乒联将可能成为一个不受国际机构承认的区域性乒乓球组织，这样一来，今后亚乒联主办的一切比赛，将是不受国际乒联承认的比赛。”
1967年，威尔士人罗伊•伊万斯接替蒙塔古担任国际乒联主席，但他显然是一位秉持前任立场的继承人，在处理海峡两岸关系时，他和后藤钾二的配合非常默契：当亚乒联开会讨论是否允许台湾以“中国”名义进入国际乒联时，伊万斯明确表示，即使亚乒联做出这种决定（出席会议的十二个会员是台湾、日本、新加坡、柬埔寨、伊朗、印尼、南朝鲜、黎巴嫩、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南越，当时几乎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立面），国际乒联也不会接受；而当这个会议通过了站在台湾立场上的决议后，身为亚乒联主席的后藤钾二立即宣布辞职，时间是1971年3月7日。
因此我觉得：后藤钾二校长固然是日中友好的积极倡导者，但在中国问题上，他还是一个坚决维护国际乒联“游戏规则”的专业人士——他和伊万斯之间的彼此呼应不可能只是巧合，不可能只有他而一定还有伊万斯、也向中国方面传递过力邀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信息。
换言之，中国能参加1971年世乒赛，我感觉其中除了后藤钾二等日本友人的努力之外，决不能忽略国际乒联对中国问题的态度。
3，加拿大队里有一位美国教练
辞去亚乒联主席之后，后藤钾二表示：“希望将来日本和中国成为亚洲乒联的中心”。他还暗示说：“现在立即做的不是应该以中国为中心建立新的亚洲乒联，而是应该通过把过去举行过的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发展成为亚非乒乓球锦标赛的方法来掌握主导权。”
我猜测：“举办亚非邀请赛”的想法绝不仅是后藤先生个人的想法，一定和伊万斯交换过意见、并且很可能也和中国有关人士（甚至可能和中国的领导人）交换过意见和讨论过其可能性，因为世乒赛在3月28日开始之后，中国的“近台快攻”也随即开始——
3月29日，中国邀请南斯拉夫队在世乒赛后访华；
4月1日，邀请加拿大队访华；
4月2日，邀请英国队访华。
这三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和中国有外交关系（加拿大是1970年10月13日与中国建交的，是“文革”期间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只不过中英关系是代办级——邀请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队访华，好像还没有足够的勇气。
但在这个时候，我猜中国有关部门一定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纽伯格太太（Leah Neuberger）！
纽伯格太太在美国素有“乒乓小姐”之称，在全美锦标赛上曾经9次获得单打金牌、12次获得混双和双打金牌，1956年世乒赛上她获得混双金牌，这是美国乒乓球历史上最后一个世界冠军。当时，纽伯格太太是加拿大队的教练，但她所持的美国护照上，有不能前往中国的明确限制。
既然要邀请加拿大队，那么加拿大队教练自然也在受邀之列，有种说法谓当时中国外交部门拒绝给予纽伯格太太入境签证，但我想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她的特殊身份，一定让中国外交部门不能不思考类似的问题、不能不想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吧？
纽伯格太太于1992年去世，据说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乒乓外交时第一个到中国的美国人”，的确，加拿大队是比美国队提早一天走过罗湖口岸的。
总之这里的问题是：其一，如果让加拿大队访华却不让加拿大队里的美国人来，这似乎不合情理；其二，如果让一个美国人来，那么让一队美国人来呢？
我相信在1970年代的中国，不会没人这样想。
4，那一晚发生了什么？
经过无数人的描述，美国嬉皮士科恩（Glenn Cowan，1952-2004）身上充满了传奇故事。有材料证明：他在1971年4月3日曾经和中国选手梁戈亮一起练过球。
我在北大体育馆和北大医学院体育馆都见过拿着“一把抓”的自制球拍（不知道这种球拍有没有批量生产）教小孩儿打球的梁指导，他是我最景仰的乒乓球国手之一，是第一位连续在五届世锦赛上都获得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一纪录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被马琳(微博)和王皓(微博 博客)数据)超越，但此时世锦赛赛制已经改变多年），可惜我每次都忘了向他请教以下问题——
作为庄则栋的团体队友和双打搭档（他们一起获得了那届世锦赛的双打银牌），他们俩在名古屋会住在同一个房间吗？
不管他俩是否同居一室，他和庄谈起过他和科恩练球这件事（或者庄则栋目睹过这个场景）吗？
不管是否谈起过和目睹过，以当时中国队的政治氛围，和美国选手共同训练这事儿，能不在每天队里开会（当时的中国队能不每天开会吗）时引起大家的讨论或者思考吗？
不管是否议论过这件事，一个合理的推测会是：梁戈亮与科恩练球这件事，一定让庄则栋在想——既然可以一起练球，那么干点儿别的（例如送件礼物之类）不是也可以吗？
对于和外国人打交道，庄则栋毫不陌生，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远东首富”哈同是庄家的恩人（哈同送给庄家的“北京哈同花园”据说有三百多间房），庄则栋应该算是个“有海外关系”的人。由此我猜想：当梁戈亮与科恩练过球之后，庄则栋心里不但会想“我遇到美国人的话怎么办”这样的问题，而且至少有件事我认为是肯定的——
那一晚，庄则栋一定在想“怎样让自己做得比年轻的梁戈亮更好和更讲政治”这样的问题，这不但是人之常情，更应该是庄则栋这样不害怕和老外打交道、并且是队里头牌明星的人的思维逻辑。
所以，第二天再在大巴车上遇见的科恩，对于庄则栋以及中国队的其他人来说，其实已经不是“一回生”、而算“二回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