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当年华北区足球队的一员，后来到山西从事体育工作，姐姐和弟弟都从事体育工作，应该说是一个体育家庭。
把我领上裁判员道路的是王维屏和曹镜鉴，两位老师的表率作用对我来说受益匪浅。举个例子，曹老师带我们的时候，无论冬夏，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早上他必然是第一个站在操场上。我从曹先生身上看到并学会了“坚守”二字。
你问我：是什么力量让我拒绝了各种各样的诱惑？我是一名教师，是一名清华大学的教师，理应有更高的觉悟和思想境界；组织上培养我这么多年，我热爱党的体育事业，深知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我是一个体育工作者，对球队、运动员在比赛和训练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汗水有深刻的体会，懂得尊重运动队和运动员的劳动成果。
2010年是我当国际级裁判员的最后一年，由于中国足协改变了裁判员委派的方法，我失去了一些场次的执法工作，对此我一点也不觉得遗憾。
我很早就当裁判员，先是当边裁，后来才拿哨，顶级联赛吹了两百七十来场，低级别的赛事也有一百八十来场。问我有何感受，实话实说，在学校的时候，上午教课，下午带队训练，傍晚五点还要围着操场跑15圈，有一点空闲就思考如何把比赛吹得更好。上学的时候我很喜欢音乐，抱着个收音机没完没了地听，也喜欢看看书，当裁判的这二十多年，我没有了任何爱好，也没有享受过。
明年（2011年）我不再是国际级裁判员了，今年颁奖晚会上，中国足协专门给我一个终身优秀奖项。我说了7个“感谢”，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所有人。前不久，中国足协公布了新一期国际级裁判和亚洲精英裁判的名单，希望他们全力以赴、做好工作，成为德艺双馨的裁判员，真正做到让党和人民放心，无愧自己“裁判员”的称号。
如果给自己裁判生涯做个总结，我只能说：用28年时间，交了一份答卷。
走在清华大学校园内，身边不时掠过各式各样的小汽车。时代的飞速发展让清华这座蜚声中外的学府也变得热闹起来，但，有一个人是例外——孙葆洁。
校园西区的综合体育馆，等了一会儿，孙葆洁骑着一辆自行车而来，新旧程度大约是“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这样的自行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家庭必备交通工具，令记者震撼的不是现在还能看见这样的“老爷车”，而是骑车的人是清华大学教授。
看见记者手中的相机，孙葆洁连连摆手：“别拍了，流传出去影响可能不好。”我没听他的，不但拍了，而且还要“流传出去”。
孙葆洁40岁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没有外出执法比赛时，他一般上午授课，下午作为校足球队的教练操持训练工作。采访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六点，我俩几次更换谈话地点，为的是不打扰别的老师办公，或锁门下班，孙葆洁的谨慎和谦恭可见一斑。当然，同事们对孙葆洁也非常照顾，看见他有访客都自动回避，为他留下一片清静的空间。
孙葆洁的执著，不亲身经历他的为人处世，很难想象当今社会中会碰到这样的人。举个例子，他请我喝了一瓶矿泉水，告诉同事出来匆忙没带钱，记在他的头上。一个多小时过去后，孙葆洁也口干舌燥，又拿了一瓶水，办公室内当时没有其他人在，过后一位老师进来，孙葆洁老老实实相告：“我也喝了一瓶水，一块儿记上。”要知道，这种非常普通的矿泉水成堆成垛地码放在里屋，少了一两瓶大概不会被发现，也不会有人过问。
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如果地方足协不派车接送裁判员从机场到酒店这段路程，那么就要凭出租车发票报销往返的车费。有一年，孙葆洁执法某场联赛，地方足协没有派车接，按规定报销了往返的车费。比赛结束后，地方足协派车送裁判员去机场，孙葆洁把车费的一半退给了司机。司机说，几十块钱就算了。孙葆洁认真言道：“您已经送我了，我就不能拿这个钱，请您帮我还掉。”后来，中国足协官员谈起这件事，感叹：“葆洁是不可收买的。”2010年11月12日，中国足协在江苏常熟举行年度颁奖大会，孙葆洁第9次（连续第8次）荣膺“金哨奖”，并被授予“终身优秀奖”。正如中国足协的颁奖评语：“他，在场上捍卫了公正，在场下捍卫了清白。”
中国足协去年改组了裁判委员会评议组，孙葆洁是5名委员中的唯一一位现役裁判员。南非世界杯期间，中国足协组织了一个10个人的调研团，现役裁判员中只有孙葆洁一人。这些对他来讲无疑是一种很高的奖励。
提起“葆洁”二字，孙教授沉思了一下，说：“是个巧合，但我的确终生受益。”年终岁末，作为中国足球裁判员的他进入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属的“正义网”组织的“中国正义人物”候选人名单。孙葆洁一如既往地谦虚：“对于能否获奖没想过，但能够进入这份名单，就是对我个人以及中国裁判界的巨大荣誉。我还需要向其他候选人学习。”
本版撰文 新报记者 赵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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