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曾爽报道 何谓政府足球？政府足球就是有地方政府扶持的、由国企(也有少数私企)投资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经营模式，它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 “国企足球”。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职业足球的规则就是政府足球，而政府足球也在考验着这次的反赌扫黑，随着上海申花老总的被协查，随着天津泰达前任老总的被刑拘，政府足球开始成了专案组必然要侦破和攻克的新课题。
政府足球主导中国足球潜规则
自1994年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改革以来，国有资本尤其是国有企业在投资职业足球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中国职业足球因耗资巨大、产出有限而被称为“烧钱机器”，国有资本背景的俱乐部在其中的作用备受关注，被冠之以“国企足球”。
这个说法早已毋庸置疑！ 从1994年推出的甲A到现在的中超，国有资本背景的俱乐部一直占据着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主导地位，虽然目前国有资本背景的俱乐部在数量上已不占优势，但像山东鲁能泰山队、上海申花SVA文广俱乐部队、天津泰达队、北京现代队等成绩较好的球队，其“东家”均是财大气粗的国企，其投入力度也是一些私营企业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职业联赛过去十几年的历史证明了，政府不玩，足球必死无疑。而政府一旦扶持，势必能制造很好的成绩。中国足球职业联赛16个联赛冠军，大连8次、山东3次、上海两次，北京一次，四强就占据了其中的14个。另外两个冠军分别是2004年的深圳和2007年的长春。这一连串的数字证明了，中国职业联赛的主旋律一直是政府足球，山东和上海一直是国有资本在运作足球，鲁能是纯正的国有企业，申花之前无论是郁知非时代还是楼世芳时代，都是政府扶持的国企在掌控，就连现在朱骏接手也是政府行为。北京更是从进入职业联赛开始，就一直是中信集团在掌控，2009赛季的夺冠，更是离不开北京市体育局和市政府的全力扶持。万达到实德，虽然不是国企在操作，但无论是王健林还是徐明，都是因为足球得到过政府扶持的，之前一段时间徐明对足球的热情由弄转淡，也跟政府大撒把有关，本赛季大连市府的相关扶持政策一出台，徐明立即热情高涨，足见政府背景在足球人心目中的地位。
“国企退出足球”，来自山东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常金月的一份提案在2004年引起强烈反响，国企是否能够投资足球的争议一直延续至今。而新华社也在2006年7月针对政府足球的唯一表现形式 “国企足球”进行了深入调查，这让“国企足球”成为中国的社会话题。
政府足球的存在原因在于，这是形象工程驱使下的政策扶持。以北京国安为例，2009年北京市体育局给国安俱乐部注资2000万元，体育局局长孙康林就明确表示，这样做是为了使得北京的足球运动更能满足城市形象的需求。注资不是全部，在孙康林看来，北京市政府部门对国安俱乐部的扶助并不仅仅是注资2000万元人民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的代表从此将介入俱乐部的日常运营工作。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针对俱乐部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给予及时有效的帮助，另一方面也将为俱乐部的发展出谋划策。这种扶持方式，实际上是政府足球最典型的代表模式。
国企大老板烧出申花2003冠军
在很多知情人士看来，申花足球告别国企时代的最关键时间节点，出现在2006年8月，申花俱乐部的前任董事长王成明忽然被宣布“双规”！当时，很多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位申花俱乐部前任董事长的东窗事发，将会直接影响申花俱乐部的未来。
说到2003年的申花，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王成明这个名字，作为2002年改组后的新申花俱乐部的首任董事长，王成明对于足球的热爱，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申花2003年的那次辉煌，而当时的另外一个大背景还在于，上海有关领导也对申花格外关注，在2006年某位上海主要领导出事之前，申花从来都是上海具有强烈国企背景的一张名片。 在中国足坛，上海申花从来都是一支拥有相当知名度与品牌效应的豪门球队，当然，除了上海足球人的拼搏以外，“申花”二字闪闪发光，离不开国企的大手笔投入，尤其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职业足球在“国企烧钱”的背景下纷纷“涨价”，申花也不例外，每年八九千万乃至上亿元，甚至个别年份超过一亿元的投入，让人咋舌。而在2006年之前的13年时间里，足球一直都备受上海有关领导的厚爱，比如2003年申花夺冠之后，当时的两位上海最高领导，在上海西郊宾馆宴请了申花和国际两支球队的全体队员教练以及俱乐部官员，而在之前的一些年里，每当申花请来新的外籍教练时，上海一位领导都会亲自出面，和这位外教吃一顿饭，畅谈球队新赛季的一些美好前景。
说到2003年申花夺冠的幕后功臣王成明，他是在2001年年底申花改制后开始担任申花俱乐部的董事长，在他前三年任期内，申花成功地夺得了一次联赛冠军，并且也经历了徐根宝、吴金贵和威尔金森以及贾秀全包括随后的涅波等五任主教练。作为申花董事会中公认的最喜欢足球的人士，王成明从申花俱乐部的最大股东SVA集团调至上海电气集团担任董事长一职之后，仍然没有放弃他对申花重大决策的话语权，几乎在调动之后的第一时间里，王成明就让上海电气成为申花俱乐部的新股东，而他本人在这次双规之前也一直担任着申花俱乐部副董事长职务———在新申花过去五年的所有重大决策中，王成明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称他是上海滩足球的头号资本大佬丝毫不为过。
王成明第一次走到足球记者们的眼前是在2001年年底，在新申花俱乐部成立大会之前，王成明作为新申花大股东SVA集团的董事长，与俱乐部老总楼世芳一起与上海媒体见面。据知情人介绍，SVA集团之所以愿意接过申花俱乐部的盘子，一方面与上海高层领导的指示有直接关系，而另一方面，也和王成明本人对足球的喜爱有重要关联。直至几天前被双规之前，王成明一直是申花董事会几位高层中最喜欢也最关注足球的一位，相比之其他几位高层领导对足球的不冷不热，王成明的热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申花俱乐部在改组之后几年内一直都能有着稳定的资金来源。 2002年第一场上海滩德比大战就让王成明等申花新领导层颜面大失。一大批上海人气球星范志毅、申思和祁宏的反戈一击，让意气风发的王成明感受到了足球的残酷，一位在场的申花人士回忆说：“那场比赛之前是简短的联赛开幕式，在开幕式上祁宏作为球员代表把球踢向主席台，而这个球正好飞到了王成明的头上，他当时抢到这个皮球的时候很高兴，但是当比赛结束后，我们在退场时看到王成明，他的脸色已很难看了，虽然那个皮球还是被他带出了球场。”
在经历了难堪的2002赛季之后，或许是受到中远方面的刺激，在2002年年底，作为董事长，王成明作出了为申花新赛季追加投入的决定，也正因为如此，申花才能在2003赛季开始之前，在内外援引进、重奖方面连出大手笔，初步估算，在2003赛季，申花俱乐部的总投入突破了一亿大关。一位当时的申花高层人士不止一次告诉记者：“作为王成明，他是很清楚2003赛季那个冠军是怎么拿来的，那个冠军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的几大股东用钱烧出来的。SVA不缺这点钱，只不过一开始时我们没明白足球要靠钱的这个基本事实。”
“虽然王董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不高，但是我们球队上下的每个人都知道，王董才是申花俱乐部的大老板，他对球队的关心程度丝毫不会亚于中远老板徐泽宪。”据申花一位高层人士透露，在2004赛季结束前一段时间，由于楼世芳已经对申花心灰意冷，为了及时了解球队近况，王成明跳过楼世芳开始和申花时任领队的戴春华进行联系，据了解，王成明一个星期和球队人士通三四次电话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内外援的引进上，真正起拍板作用的关键人物就是王成明，包括在决定引进李玮锋这样的重量级内援的问题上。虽然在当年联赛中期俱乐部就已经有了引进大头的想法，但是在董事会对此事完成决议之前，所有的设想都只能归于设想，而在申花的董事会里，众所周知，王成明的意见对董事会最终的决定会起到最直接的作用。 王成明最后一次来到虹口观看申花比赛，是2006年7月26日申花在主场1比0战胜深圳那场比赛中，这也是他作为俱乐部副董事长最后一次进入申花休息室为球队鼓劲。8月初的上海国际足球锦标赛期间，王成明的身影从虹口足球场贵宾席上消失，没过几天就传出他被双规的新闻。
曾经在2003年用数亿巨资联手打造超豪华上海德比秀的两位上海滩足球资本大佬徐泽宪和王成明，终于以不同的方式先后退出了足球舞台。所不同的是，徐泽宪现在依然在商海打拼，而王成明则因为贪污腐败而被判死缓，目前仍在服刑。
而就在2006年年底，在王成明事发后不久，上海申花就完成了和联城的合并，伴随着朱骏的入主，这支球队彻底告别了国企时代。
天津泰达1200万还是1500万
张义峰收买对手的那笔钱是哪来的？虽然外界都一直在风传是1200万，可是泰达俱乐部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其实是1500万，而且出面进行谈判的还不只是张义峰一个人，还有当时天津市里一位更重量级别的大人物。这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根据泰达集团内部的资金审批制度，如果没有特殊理由，并不能够马上申请到那么一大笔款项，因为整个资金的申请需要由申请报告和审批人员的签字，而这样一大笔钱也需要出资方用合理的手段将其在账面消化掉，以此避免在接受政府审计部门查账的时候露出马脚，按说每年泰达控股和赞助商给泰达俱乐部的资金也不少了，但是由于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而且必须用现金交易，所以这笔款项没有从俱乐部的账面上走，而是用了其他的特殊方式，至于是通过哪个渠道走的账，这只有经手人才知道。”
泰达俱乐部的资金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泰达方面的5000万左右的人民币，另外一部分是来自赞助商康师傅的400万美金，虽然账面上的可调动的资金也不少，但是这是一笔没有正当理由却要一次性动用的大笔款项，虽然现在很难得知张义峰是当时是用什么理由让批钱给他的领导相信了他急用这么一大笔钱的理由，但是如果有关部门想要追查的话，还是可以从企业的财务报表和原始财务凭证上去查起，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财务报表是要永久封存的，原始财务凭证必须保存至少15年。
根据一位已经退役的前泰达球员回忆，2003年球队成绩之所以很差，而大家又都那么满不在乎，其实跟所有队员都讨厌马特拉齐有关，同时也都心知肚明，领导不会让泰达降级，因为泰达俱乐部的存在本身就是市政府强加给泰达企业的“任务”，因为有泰达俱乐部的存在，市里才会把很多应该外包的建设项目交给泰达集团去做，所以泰达要是降级了，意味着赚钱的“财路”也给断了。更为主要的是，2003年是天津开发区保税区形象建设年，2004年要涉及到天津开发区要国家正式申请成立滨海新区的建议报告的审批，而且专门为泰达俱乐部建设的专业球场耗资5个亿，所以，无论如何，泰达俱乐部都必须留在中超。此外，当时市里的重要领导都是天津本地人，更有不少都是足球爱好者，已经被判死缓的前天津市委常委皮黔生就是泰达俱乐部的常客，只要天津主场踢球他经常会去看，赢球的话他也一定会去更衣室说上几句话，在2003年赛季中期他还去团泊洼看过泰达队的训练并且要求他们一定要在泰达专业大球场踢2004年的中超。
除了当时天津市政府和泰达系内部对于泰达俱乐部的重视之外，其实天津市跟上海中远俱乐部的幕后大老板——中国远洋航运集团的公司也相当密切。2003年，一艘命名为“中远天津号”的邮轮在天津港进行了首航，市领导全部参加了首航仪式，中远是负责远洋运输的企业，所以拥有港口的天津市是企业不能忽视的合作伙伴。当时天津保税区有很多进出口生意，无数的集装箱货柜需要有轮船将它们送进送出，这笔生意天津市很多都给了中远集团，所以在天津面临保级大战前夕，泰达有关领导还是找到了天津市政府想了办法，于是通过“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默契，双方有了进一步合作的默契。据说中远俱乐部虽然夺得了亚军，但是当年俱乐部给所有球员发放的工资奖金待遇都是按照冠军标准进行的。至于那几位被请到沈阳喝咖啡的老国脚，的确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多拿了一些好处，但是被收买的肯定不止他们几个。
毫无疑问，在反赌风暴中，无论是之前曝光的王珀尤可为等掮客，还是范广鸣蔚少辉等足协工作人员，又或者是许宏涛杜允琪等俱乐部老板，还或者是与南勇杨一民和谢亚龙等足协高官，都无法与现在正在调查或者已经暴露的几家有政府足球背景的俱乐部相比。毕竟，有政府背景，就可能有保护伞和保护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俱乐部和球队一旦涉案，怎样处理，是个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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