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
韦迪清楚地记得那天是2010年1月19日，星期二。
那天早上一上班，韦迪就接到了一个电话：国家体育总局刘鹏局长要见他。“我不知道任何信息。”韦迪回忆说。
刘鹏见到韦迪的第一句话是“中国足球面对困难了”。韦迪马上明白了。
彼时，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中国足球因赌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韦迪早就知道足球不干净。早在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足球队就参加了全国乙级联赛。作为领队的韦迪发现了足球不简单：有的球不该输的，有些球也不该进的。
“我觉得不正常，但是没有证据，我只能跟教练私底下聊天谈谈。”韦迪说。
来到体育总局之后，他知道了这潭浑水的力量。“我们内部有一句话，你想折吗？到足协，到足协肯定官做到头了，肯定会在骂声中离开，没有一个足协官员是好的下场。”
但当刘鹏征求韦迪意见时，韦迪还是当场答应这潭浑水。他有着自己的理由：“从我的个人意见来说，我确实不愿意来，我在水上那边已经勾画好了一些大的举措，打完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在水上可以高兴地退休了。但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局面下，我没有理由对组织说不。”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韦迪说自己“一天的脑子都是乱的”。一方面是因为留恋水上，一方面在想着关于中国足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组织要求保密，所以韦迪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
到水上中心的第一天，他买了三本书来了解情况。而对于中国足球，韦迪根本无需去买书。打开电脑，关于中国足球反赌扫黑的报道铺天盖地，骂声一片。
“我想，我也可能在一片骂声中离开。”韦迪说。
他没有过多的时间来想。三天之后，韦迪的东北老乡、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正式宣布：韦迪接替南勇，担任足球管理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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