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政”
1977年11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中断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从此开始回复。1979年，高等学校开始单独招生。
韦迪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在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习让韦迪的能力比其他体育教师明显高出一截，他更加明白了接受教育的重要性，“研究生一定得考考。”
后来，在1979年研究生考试的成功者中，有25岁的韦迪。他进入沈阳体育学院，成为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在读研究生的日子里，让韦迪难忘的是一个长他14岁的老学兄。韦迪对其充满感激，“他帮我补完了原来的课程，我‘文革’中的一些课程相当于没有学过。”
1983年4月，韦迪拿到教育学硕士学位。再一次顺利留校的韦迪没有想到，他和学校的命运会在一个月之后发生“惊天巨变”。
5月5日上午，沈阳市公安局接到报案，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的安伟建、姜洪军不见了，同时放在保卫处铁柜里的枪支也没有了。同时，另一起投毒案又发生在韦迪领导的身上。
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侯鹏的茶叶盒里出现了白色粉末，后经鉴定，这种白色粉末叫做氰化钠，是一种烈性毒物。
整个学校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之中。就在当天，一起轰动国际的劫机案发生了。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汽车计划员卓长仁和安伟建、姜洪军等人劫持了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飞机。他们劫机用的武器正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
后来，国家紧急处置劫机领导小组对“五五劫机案”做出指示：劫机事件的根本教训，在于我们一些单位、一些部门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听任庸俗腐朽的“关系学”侵入党的肌体，使一些组织涣散软弱，丧失了战斗力。
“中央下决心要治理这样一个特殊的点(沈阳体育学院)”，韦迪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这一特殊的历史事件打破了原来沈阳体育学院论资排辈的秩序，上级选派了两个新领导来主持体院的工作，新的领导带来了全新的用人观念。”
“五五劫机案”当年，韦迪就被任命为体育系副主任，后又担任运动系筹备组负责人、运动系主任，成为一名双肩挑干部。
“坦白地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从政，业务上我是喜欢的，服从组织命令是我们这代人的习惯。”韦迪说。
1985年，韦迪通过考试，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为期一年。韦迪去的是日本筑波大学，日本最好的公立大学之一，主修体育管理。
“那时候我们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一出机场看到的日本已经很现代化了，高楼比比皆是，汽车像长龙一样没完没了，那时候沈阳还没有私人汽车的概念呢。我想我们多少年才能开上车呢？我当时乐观的估计是50年。”韦迪说。
留学期间，日本同学分析问题的视角让韦迪感触颇深。至今，他仍清楚地记得，在一次交流中，一个日本同学对他提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金牌？”
这在当时的韦迪看来“理所应当”。“搞体育，就是拿金牌啊！但是人家在1986年就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理念从那时开始慢慢多元化了。”韦迪说。
1986年9月，时间一到，韦迪立即回国，“没有一点留恋日本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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