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迪被戏称“韦举国”
他比任何一个前任都更早地听到骂声。在成为足协掌门两个月后，韦迪抛出了国奥打中超等系列提案，因此被称为“韦举国”，自上任以来积攒起来的好名声“毁于一旦”。
“如果我不触动任何现有的格局，我获得的骂声会最小，不做事的人才不会挨骂。”北京夕照大街东玖大厦A座7层办公室的沙发上，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的韦迪把刚刚拿起的烟放下，情绪稍稍有一些激动。
事实上，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没有40年前那个夏天的选择，这些来源于中国足球的关注、喜悦、批评甚至谩骂，都将和韦迪无关。
不一样的体育教师
1970的夏天，16岁的韦迪从牡丹江市一中毕业。属于他的第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出现了。
韦迪的学生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他的前一届和后一届都上山下乡了，唯独他这一届没有。当时中国的人口正处于迅速增长期，学生多，老师却少得可怜。16岁的韦迪与同年级的部分同学都得到了留校的机会。
在那个夏天，韦迪面对着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选择：做一名数学老师，物理老师，或者一名体育老师。
体育教研组的领导非常看好韦迪。当时黑龙江处于反苏的前线，学校里的班级编制按照连排编排，韦迪是一个尖刀排的排长，队列和刺杀都很出色。
韦迪一时难以选择。他的物理也不错，他更希望去教物理。
最终，父亲帮他拿了主意——去搞体育。韦父是当时全市有名的数学老师。父亲的理由很简单，“文革”中绝大多数老师都挨了整，但是体育老师却没有一个受冲击。
“老人完全是一个不让孩子遭罪的简单想法，让我教体育，”韦迪感叹，“如果当初没有选择体育，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老师。”
韦迪清楚地记得那一段体育教师生活：上课的时候，一个班60个学生，篮球有4个，足球只有2个。“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和学生一起在雪地上踢球，那个雪厚啊，挺有意思。”
这是属于每一个普通的体育教师的生活，但体育教研组的两个组长改变了这些。
两人一个是吉林体操队转业下来的专业教练，一个是哈尔滨体院的毕业生。出于对韦迪的喜爱，两个领导将自己学过的体育专业书籍借给他看，课余的时候还教韦迪多种运动的基本要领。
“两个领导让我打开眼界，在外人看来，我学了很多对于一个体育教师来说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专业体育知识，但是自己觉得受益很大。”韦迪说。
韦迪口中的“受益很大”因为一项政策的改变而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1973年，邓小平提出个别专业可以通过考试录取，体育、音乐和美术可以通过考试入学了。
“之前高校招生明确提出要贯彻‘阶级路线’,只能走工农兵推荐的道路，按照我的家庭，我是没有机会的。”韦迪说。
1974年2月，韦迪考入了哈尔滨师范学院体育系。整个牡丹江市一共只考取了两个。
韦迪坦陈自己的体育成绩一般，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于“比其他人更早接触了专业体育知识”，而这正来自于体育教研组那两位领导的帮助。在学校，韦迪甚至拿过学校全能体操比赛的亚军。
1976年，即将毕业的韦迪成为能够留校的8人中的一员。只不过这一次，一项名为“三来三去”的政策让他未能如愿。
“厂来厂去，村来村去，哪来哪去，我只能回到牡丹江一中。”就这样，22岁的韦迪再次回到母校。
回校后，韦迪备受重视，学校甚至还专门给他留着当年的办公桌。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中学，感觉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了，当然要赶紧展示自己学习的积累了。”韦迪不再是当年那个和学生一起踢足球的体育教师，经过大学学习，他已经拥有了专业的体育理论知识和训练方法。
一年之后，哈尔滨体育学院要调韦迪回去，牡丹江市一中和市教育局坚决不放。韦迪选择留在一中，“我只有服从组织决定啊！”
命运没有让韦迪等太久。1979年，韦迪再一次踏上了幸运的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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