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闹革命 审批大山不好搬

撰文：车莉

今年4月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姚明作了《取消赛事审批 激活体育市场》的发言，“四月宣言”一语激起千层浪，关于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辩论在体育界乃至全社会广为开展。

与赛事审批制度最直接相关的群体，就是商业赛事的组办者，各个体育文化产业公司，对于这轮辩论，他们的观点又各不相同。甚至被视为“被压迫者”的赛事组办者，对为他们呐喊的姚明的“革命”呼声也未有全情支持。

管则死放则乱 行业强者能顺应任何规则

西安路跑发生打人事件，赛事组织也很有问题

体育产业中行业强者对于取消赛事审批乐观其成，不取消他们也玩得不错，归根结底他们认为赛事审批制度并不是中国目前商业赛事运作困难的核心问题、主要矛盾。

“政府管理，以目前情况来看是，管则死，放则乱。”作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纯民营体育产业公司，在欧迅体育副总裁姚震彦看来，他更倾向于乱，因为乱至少是活着。

从这个角度来看，姚震彦以及大多数产业内的强者均倾向于取消赛事审批制度，但是他们认为，赛事审批制度是否取消并不是最主要的，这一行，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盈利模式不完善、不成熟，市场运营能力、收入能力比较低。

审批，对于这个产业来说，更多的是一道门槛，客观上来讲首先可以拦住很多运营能力差的、资质不强的小公司。“取消赛事审批这个话题是能够引起共鸣，很多人作比赛都亏钱，但是亏钱的原因是审批吗？是你不会做，是你做不好，赚不到钱找借口。”姚震彦坦言他的观点也许会得罪很多业内同行，但这的确是事实。

按照目前通常的说法，审批费贵，管理费高，安保贵、场租贵……，姚总以著名品牌LV为例，他认为LV在北京税高、管理费高、店租贵，的确卖得比巴黎贵，但是销售情况依然良好，这就是运营能力问题。

商业办赛，在国外，是备案制；国内，则是审批制，姚明希望将国内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而在姚震彦看来，备案制和审批制的差异是由中外不同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取消或是改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比如说美国，他们的体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坚持市场导向的小政府，我们是政府包办的大政府，这种情况下，出了事职能部门所担负的责任不同。”姚震彦认为，职能部门在担负责任的情况下，需要有一定的权利，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以姚震彦为代表的部分从业者认为，审批权不是阻碍，这个政策应该是保驾护航，只不过这个政策给部分人创造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个东西。

取消赛事审批制度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那么需要考虑的是在现有规则下如何适应规则。在公司起步阶段，欧迅也面临过各种挑战和困难，但是他们从未想过去挑战这个规则，而是研究政策，在规则的允许范围内寻求解决的办法。“刚性规定，柔性处理。顺势而为的事情，可以做得很多。”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以姚震彦为代表的这部分从业者更愿意顺应规则，依靠市场，将商业赛事运营做大做强。

水太深求合作 审批制拦死多少优质赛事

k1佛山站比赛，张开印（左）进攻

自从1993年K1品牌成立开始，在全世界一共举办过407场赛事，而中国大陆仅落地1次，足以说明太多些问题。

中国的赛事审批制度阻碍太强了，作为一家纯外资在香港成立的公司，K1中国遇到了太多难题，他们只能另辟蹊径以求绕开这块拌路石，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杨燕姬女士如今对在中国市场办赛已经也有了自己的心得。

水太深，这是杨燕姬对中国赛事审批制度的评价。自从2012年1月买下K1这个品牌，作为一家国际化公司，K1国际在世界各地办赛，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办赛都没有什么阻碍，这个阻碍就是审批层面的阻碍，而到了中国杨燕姬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杨燕姬介绍，在国外，只要赛事合法就可以办赛，承办赛事的场馆，只要到当地主管部门备案就好了，告诉对方哪天办赛，有多少人会来，只要告知、备案。像公安、消防等等都由场馆的公司去调配，或者由地接方、承办方去调配，都是基于一个备案，告知的情况。

而K1进中国之后，第一个门槛就是审批，并且审批是一个很大的门槛。最初，杨燕姬也很不理解：“怎么会这么麻烦呢？周期很长，比如国家体育局、当地体育局、消防、公安，一级一级地审批。”一般审批至少需要两个月，没有审批下来，谁都不敢进行下面的步骤（招商、邀请选手、场地、宣传……），审批是办赛的第一关；两个月之后，有了审批，才能把时间、地点、选手等等各方面拍板。“审批下来之前，一切都是飘着的，都是预计、希望”。办赛全程需要3-4个月时间，审批占了大部分。

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变通的方式，那就是“寻求合作”。2013年12月，K1在中国大陆举办了第一场赛事，他们就采取了与佛山当地的承接公司合作的方式。“虽然最后的利润分出去了一些，但是当地的公司很给力，帮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审批等），事半功倍，这才把把赛事做成了。”杨燕姬表示，如果将来审批手续简化，当然是很好的事情，但也不能减到太随便了，有些事情还是把关的好。

由于赛事审批部分都是寻求合作伙伴来做，杨燕姬并不确切地知道审批到底需要多少个部门和手续、盖多少章、走多少个门，“体育总局，地方体育局，公安，消防，广电总局……让我去弄估计一年也弄不下来。”

权力寻租蔓延 审批成中国体育一大瓶颈

前几年中国商业球赛盛行，如今已大大减少

以上的两方态度，代表了审批制度下的顺应者与变通者，某种程度上他们能适应规则，尽管这项规则非常不合理，这正反映了中国体育产业艰难发展的现状。

但姚明要坚决得多，也激烈得多。

以姚明为代表的很多体育产业的从业者认为体育竞赛审批是影响中国体育赛事表演业乃至体育产业蓬勃发展的一大瓶颈，他们要求取消体育竞赛审批，让市场主体自由投资赛事，激活体育市场。

他们认为，体育赛事审批在各个项目中普遍存在，体育管理部门收取不菲的审批费用，却并不提供实质性的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权力寻租”。以行政之手干扰了本来可以由市场来调配的资源配置，客观上形成垄断，抑制了部分市场主体的办赛热情和良性竞争，严重阻碍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造成人为设立办赛“门槛”的事实，使得体育消费呈现“两极化”——要么是大型的职业赛事，要么是完全免费的群体活动，大量中小型成本的赛事由于迈不过办赛的高门槛而被放弃。

此外，围绕体育赛事审批还有两大问题，那就是审批费(或者叫管理费)的收取和使用成为外界无法监控的灰色地带，赛事管理缺乏规范和透明度，同时随意性很大。管理费往往由各个运动项目的管理中心收取，标准也千差万别。这其中有可能滋生腐败，成为少数人打擦边球、牟取部门利益的“灰色地带”。

根据曾在北京足协工作过的赛事推广人陈伟介绍，在北京一场足球商业赛事的管理费从1998年的10万元到如今的80万元，而“这部分费用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足协都是与体育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如果不交这部分管理费，那么“体育局的人员不会给你审批立项”，如果不能审批通过，门票销售等都无从着手安排。但是这部分收费从来就没有明文规定过，体育局是不能收费的，但是足协又没有权，这种权力交织的管理导致赛事还未开赛就增加了数十万元成本。

“一个好的赛事，每个部门都要来扒一层皮，最后赛事做不下去是必然的”。办一场商业足球赛，光是审批、税收、场租和安保费用就达到了1000万元，这其中还不包括其他赛事组织、宣传、推广以及各项活动的开支。如果按照3000万元的成本计算，政府或相关部门至少拿走了其中三分之一，这给赛事推广商极大的压力。

附：商业赛事审批程序流程（以一场商业足球赛为例）

1、 发办赛申请

2、 与当地足协签协议：收取一定管理费之后，当地足协负责

（1） 上报国际足联

（2） 上报中国足协

（3） 邀请裁判、球童、赛事监督

3、 找赛场，确定比赛时间

4、 报当地公安审批：公安负责大型活动及集会审批

（1） 防爆、反恐、

（2） 警察执勤、道路戒严

（3） 批准卖票

5、 与有资质安保公司签协议：安保费用

（1） 安保、安检

（2） 门禁系统

6、 医疗卫生，紧急救护支持

7、 如有电视转播，还需报广电总局批准

8、 税务、工商

9、 邀请比赛双方、宣传推广、卖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