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反赌扫黑风暴:时代混乱还是个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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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人在命运面前,大抵上是无能为力的,在高珲和杨旭看来,他们都是在那段中国足球最黑暗的日子里被迫戴上了自己的假面。也正是因为这样,当他们二人在回想起往事时,你会明显地察觉出他们内心的愧疚。 ...详细

引言

2006年,杨旭“按领导指示行事”随波逐流送了钱,高珲为给队员开工资无可奈何收了钱,两个从未见面各有苦衷的人却成为了当年6月3日广药客战延边一场“假球”的始作俑者。风平浪静的五年后,2011年12月23日,在中国足球一场号称前所未有的“反赌扫黑风暴”中,两人相遇在了铁岭法院的被告席上……

人在命运面前,大抵上是无能为力的,在高珲和杨旭看来,他们都是在那段中国足球最黑暗的日子里被迫戴上了自己的假面。也正是因为这样,当他们二人在回想起往事时,你会明显地察觉出他们内心的愧疚。

但无论这是刻意为之,还是造化弄人,出狱后的他们都选择去遗忘那一段在他们看来不堪回首的过去,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不过只要再谈起足球,他们依旧还会燃起当时的热血,只不过是多了一丝无奈。

记者/张楠 许可 王怡薇 应虹霞 赵宇

天伦之乐成幻想 杨旭妻子病逝

服刑中的杨旭服刑中的杨旭

结束了三年的刑期后,原本就不善言辞的杨旭回到广州后变得更为低调。作为当年广州体育系统的标兵级人物,他很快就被安排到了某事业单位,每月领取固定的工资。当然杨旭也并不是很在意这些,归来的他更珍惜的是与妻女生活的日子。在同事眼中,作为丈夫的杨旭是个好好先生,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将妻子的意思放在第一位。

然而,命运却再次和杨旭开了一个玩笑,1月27日,距离农历新年还有1周多时间,广州受到寒潮天气影响,阴雨不断,雨水打落在身上,寒气瞬间就能侵入骨头里。位于二沙岛的广东省中医院分院病房内,病榻上的劳玉晶显得愈发虚弱,已经无法发出声音来。28日凌晨,因胃癌恶化、身体免疫系统功能严重下降的劳玉晶离开了人世。此时,距离杨旭出狱刚刚过去2年半。

去世前的劳玉晶在二沙岛的广东省中医院分院病房内躺了一个多月,愈发虚弱的她在最后几天里甚至都没有力气说话。而杨旭就不分日夜的守在劳玉晶身旁,悉心地照料着妻子,试图激励妻子继续走下去,然而最后等待他的只是无助与悲凉。

很难说劳玉晶的辞世和6年多前的那场反赌扫黑风暴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杨旭当年入狱一事给这个当年的世界羽毛球冠军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心灵上的创伤。就在2014年南京青奥会期间,劳玉晶就被诊断出胃良性肿瘤,并实施了切除手术,而术后,劳玉晶的肠胃吸收功能一直不是太好,身体的免疫功能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隔一段时间就会住院进行治疗。

劳玉晶上访多年 抵触杨旭接触记者

2009年10月19日中午,杨旭给劳玉晶打了个电话,说自己马上要到北京出差,让她给自己准备几件厚点的衣服。当时,杨旭已经担任广药俱乐部副总。虽然拿着行李来到杨旭工作的广州足协时,劳玉晶并未见到自己的丈夫。而直到杨旭被带走的消息传出时,她都没察觉出任何异样。

在杨旭被带走后有媒体披露他的行贿行为与山西路虎队老总王珀有关;不过时任广州体育局局长刘江南做出了“行贿山西路虎纯粹是杨旭个人行为”的定性,这才使得劳玉晶做出了为杨旭“喊冤”的决定。作为枕边人,她比谁都清楚,这样的行贿绝非是他个人的行为。

杨旭 资料图杨旭 资料图

相比于丈夫杨旭,其实劳玉晶更出名些。上个世纪80年代,劳玉晶曾是中国羽坛赫赫有名的世界冠军。1986年和1988年,劳玉晶是中国女羽蝉联尤伯杯冠军的主力成员,退役后她并没有走入体育局系统,而是当上了一名基层羽毛球教练。但当杨旭在2009年10月19日被专案组从广州带往沈阳后,劳玉晶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这个个性执拗的广州女人,一直在为丈夫奔走喊冤。

2009年的初冬,沈阳气温已经降至零度以下,寒风刺骨,南方人根本无法适应。而劳玉晶却在辽宁省公安厅门外,敞开自己的羽绒服,露出胸口印着“杨旭,我支持你”的运动服,来为丈夫喊冤。她没有哭闹,只是静静的站在原地,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此后的几天,劳玉晶每天都来,她只是想亲自问问自己的丈夫,事情到底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没有遭到警方的驱赶,但劳玉晶这样的行为也并没有能帮助到丈夫,她并不知道,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赌扫黑风暴正在慢慢席卷整个中国。

而在杨旭出狱后,劳玉晶对他的保护欲也丝毫没有消减。就在劳玉晶去世半个月前,腾讯记者曾通过朋友联系上杨旭,希望他对那场震惊全中国的足球反赌案聊聊自己的看法。“我已经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了,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希望你能理解,毕竟那些都是不光彩的事情。而且,我也不希望自己平静的生活受到打扰。”杨旭客气且直接地和记者这样说道。

在记者再三劝说,希望他聊聊这三年的近况以及青训,刚刚还坚定表示不接受采访的他有些纠结,他向记者表示,和爱人劳玉晶商量后再给记者回复。

没想到10分钟后,杨旭就把电话回了过来。“我和老婆说了,一听是采访的事情几乎快要炸了。实在不好意思,也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些年她承受和背负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杨旭行贿非个人行为

在进入广药前,杨旭是广州足协党委书记,但正处级干部的他却并没有太多实权。如果不是他在2009年那场全国范围内的足球反赌,因贿赂罪被判刑,并没有太多的圈外人知道他。而在那场轰轰烈烈的足球反赌风暴中,他是少有的“没有收钱”而是因“送钱”被判刑的。

2006年,杨旭受到广药俱乐部方面的邀请,出任俱乐部的副总兼领队。对于这一任命,圈中人都明白,之所以邀请杨旭在俱乐部任职,除了看中他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经验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看中了杨旭广州足协官员的身份。

作为中国足球的一个初来乍到者,国企背景的广药进入足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响应当地政府领导的号召,为了能够迅速地融入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同时为了搞好与广州体育局的关系,广药延续以往俱乐部聘请足协官员担任要职的“传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示好。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广药俱乐部在管理决策方面,都是听取广州体育局及广州足协的意见。在当年主场与山西路虎一战赛前,杨旭在广药常务副董事长陈志农的指示和安排下,行贿时任山西路虎俱乐部老总王珀20万元,让后者操纵球队在客场与广药的比赛中放水,保证广药能够主场全取三分。

在山西路虎客场1:5不敌广药后,杨旭将一张存有20万元的银行卡交到王珀手中。对于自己的行贿行为,杨旭被捕之后在接受反赌扫黑专案组的审讯时坦言,当时整个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充斥着假赌黑,自己的行为在当时的大环境背景下只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举动。

据杨旭的身边人介绍,杨旭本人对于当时中国足球的一些陋习非常排斥,但是作为一名局中人,身不由己的杨旭也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何况当时领导的指示就是一种命令。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杨旭出狱后,广州体育局才并未因为杨旭“犯事”而不管不顾,竭尽所能帮助这个广州足球曾经的汉子重新步入生活的轨道。

前不久,杨旭和朋友一起折腾起了健身路跑的事宜。在杨旭看来,路跑是一项积极向上的阳光运动。而在告别伤痛后,杨旭或许可以在路跑这项运动中找寻回失去的阳光。

一个人扛罪 一句话五个字改变人生

看台上打出感谢高珲的横幅 图片来源:延边信息港 钱洪涛   看台上打出感谢高珲的横幅 图片来源:延边信息港 钱洪涛

去年10月24日,延边队中甲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已经提前夺冠的他们只是为了给家乡的球迷贡献一场表演。当记分牌最终定格在4:0的时候,看台一侧,有球迷举起了横幅, “延边足球英雄高珲”。在这个距离广州3500公里外的城市,高珲的经历与杨旭有着几分相似,他们人生的下半场并未因之前锒铛入狱而被人不耻。

延边冲超日高珲在哪?他依然是球迷心中的英雄

延边国际饭店,一楼咖啡厅,一壶普洱茶。我们的对话从淡然中开始,朋友、家人和足球占据了他出狱后的全部生活,这些也是他一直感觉亏欠的,现在他正在尽力做着弥补。

“真的不好意思,今天晚上约了中学同学的聚会,过去都是忙着工作,没有时间,现在闲下来也该叙叙这些旧了。”一落座,高珲就赶忙和记者道歉,为了这个聚会他不得不把采访时间提前,而且缩短。他点燃了一支女士细长款烤烟,这种香烟的尼古丁含量较低,但“劲儿”却跟很多烤烟差不多,只是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小一些。

眼前57岁高珲和记者印象中的大相径庭,说话不紧不慢,甚至声音都很轻柔,一点也不像那个在新闻发布会上动辄就骂裁判,训练场边经常几句怒吼吓得队员都不敢出声的铁帅。

除了和朋友的日常聚会外,照顾母亲87岁的母亲是高珲现在生活最重要的部分。出狱后,高珲一直在尽量弥补过去几十年亏欠的东西——朋友,家人和足球。

出来之后,高珲就像是一个职业习惯一样,每一个延边队的主场他都会去看。没有球看的日子里,高珲会去爬爬山,加入了50岁以上的业余足球队,每周踢两次球:“现在不让搞足球了,没办法。快60的人了……”说到这里,高珲欲言又止。

在延边上赛季冲超最后一场比赛中,高珲就坐在看台的一个角落里,看着这个当年曾经为它倾注了所有心血的球队终于实现了冲超的目标。当比赛结束,球迷的感谢横幅上写上了他的名字。“这些年搞足球,到现在什么都没剩下,原来我以为什么都没了,还好有这些球迷信任我,他们就是我最大的财富。”高珲这样说。

球队欠薪球员静坐 高珲受贿情非得已

高珲曾是延边足球旗帜性人物。1999年,他率领吉林敖东接连战胜中甲实力强大的上海申花、辽宁抚顺、逼平山东鲁能,高珲和他的敖东队留下“巨人杀手”的美名;2003年,高珲带领降级的延边成功冲甲。

2012年,铁岭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高珲进行审判,高珲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处以3年有期徒刑,而这场牢狱之灾的起因就是2006年6月3日,中甲第11轮,广药队客场对阵延边,赛前,广药副董事长陈志农授意副总吴晓东操作“送钱放水”事宜,那一年广药正处于冲超的关键时刻。

“当时我们见面的地方就在隔壁。”高珲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采访酒店隔壁的大楼,“白山大厦”。几步之遥似乎也把高珲带回到了9年前。

在那个职业球员年薪奖金动辄百万的年代,延边队却连一个月5000元的工资都发不下来。大部分职业队客场比赛都是飞机去飞机回,延边队只能坐火车,原本交通就不便利,要比大城市多花些时间在路上,最长的一次火车是去兰州比赛,一趟火车过去就要三天。为了省住宿费,有的时候球队晚上比赛,中午就要求队员把房间退了,带着行李去赛场。

那个时候因为球队都是托管给体育局,根本没有俱乐部,更别提商业化。体育局当时在任领导经常告诉高珲:“延边队不能降级,也不能升级,因为升了级也养不起,只要延边球迷有球看,只要延边足球还活着就行了!”所以那些年延边在中甲联赛上一直都是徘徊在中游。

正是因为体制的问题,延边俱乐部拖欠球员薪资是家常便饭,最长一段时间拖欠工资足足拖了一年,连过年都没有把工资给球员补上。那一次,高珲向正在上海工作的妻子拿来了100万,他和队员说:“这钱是从日本拉来的赞助给球队解燃眉之急。”其实那钱是用高珲夫妇在上海的房产作为抵押。为了筹上这笔钱,高珲最终连婚姻都没能再维系下去。

因为没有俱乐部,孩子家长经常会跑到队里找高珲,质问他花钱培养孩子那么多年,好不容易熬到孩子进专业队了,为什么还会伸手跟家里要生活费。2006年,长期拿不到工资的球员终于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30多人用一辆卡车拉着来到当时的延边自治州州政府去讨薪静坐。而高珲也给州委书记写过信,说明俱乐部的情况,但州政府也无可奈何。也正是那个时候,广药才用半年的工资作为收买延边队最大的诱惑。

赛前,吴晓东和一个跟高珲相熟的裁判约在到了白山大厦见面。吴晓东开门见山提出给60万来解决延边队半年的薪水。“我告诉他们,这场比赛是在延边的主场,我做不到。”那个时候刚好父亲去世,因为随队征战比赛,高珲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为了弥补自己的内疚,高珲已经提前向俱乐部请假,不参与这场比赛的指挥。高珲说,听到对方说出“60万”时,自己想过拿了这钱,改善下队员们的生活。但最终他还是没有现场答应,不是因为嫌钱少,而是因为这些年延边在裁判身上吃的亏太多了,高珲过不了自己的这一关,于是他把广药的负责人推给了助理教练金光洙。

后来,根据媒体报道,因为吴晓东公关未果,广药派出了杨旭把这笔钱塞给了金光洙。高珲说他到现在也没去问过当时的过程,只是在自己离开白山大厦没有半天的时间,金光洙就打电话告诉他广药把延边队半年的工资送来了,怎么办?

“那就发了吧!”就是这一句话,改变了高珲的人生。时隔多年,再次说起那鬼使神差的一句“收钱”,高珲仍觉得那一刻有太多的迫不得已:“当时钱还没拿到,广药就通过球员渠道告诉了我们队员,可以解决半年的工资,这钱如果是我不让发,队员会怎么看我?以后还怎么听我的话?”高珲轻轻掐灭了手中的烟,口气依旧平淡,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那场比赛延边2:3不敌广药,60万延边全队分了,高珲自己留下了3万。专案组调查期间曾经透露这笔钱因为牵扯到了全队,所以很有可能全队都受牵连,那就意味着延边足球可能都没有了。所以高珲和金光洙二人顶下来所有的罪,队员也把那笔钱全部上交了。

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整个“交易”过程,决定这场“假球”的高珲和杨旭始终没有见到面,但多年后,俩人同时站上被告席上,最终锒铛入狱。

再看风暴:时代混乱还是个人选择?

“我们延边足球永远不能忘记高珲,没有他就没有延边足球的今天,他是条汉子。”制作横幅的人叫赵一奎,延边足球职业化22年以来,作为资深球迷的他只落下了两个主场的比赛。正是在赵一奎的引荐下,记者才得以在延边与高珲有了这次面对面的采访。而在赵一奎心里,高珲的入狱并没有改变他对这位延边功臣的看法。

而对于杨旭当年参与广药假球案一事,包括昔日搭档、著名足球经理人刘孝五在内等不少业界人士都认为,当年杨旭行贿山西路虎绝非个人行为,“杨旭这个人我们都很了解,在是非面前是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当时如果不是俱乐部和有关体育局的领导在背后做出了指示,杨旭是不可能去铤而走险做这些事情的,再说,他会自己掏出20万行贿王珀他们吗?”而在转手中,杨旭并没有从中私扣钱,当时,不少经手这样“黑钱”的中间人都“黑吃黑”。

去年12月,前国门江津刑满出狱。有人认为江津在球员时期完全可以作为任何人的榜样。对于那场泰达的假球,江津认为是感情在作祟,没有钱也会给老东家放水。不过江津的哥哥江洪并不认同当年江津因“江湖义气”选择打假球的行为,觉得事情错了就是错了,不要因为义气而做错事情。

也有人认为,从这件事也能够反映出江津这个人其实非常善良,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对于这件事,足球圈内更多人认为是那个时代的错误,那个混乱而特殊的时代让这些人不得不背离原则,做错了很多事。其实,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一念之间的事情。自身原因就是你的选择,你抵抗不住,拒绝不了,这都是选择的原因嘛。你不能说是时代的错,还是要从自身找原因。

而对于延边前主帅高珲来说,如今最让他难受的不是那几年牢狱生涯,而是出狱后的一纸“禁足令”。“我真想带青少年足球啊。”高珲说,现在除了在家照顾87岁的老母,平日里,他经常会去学校中去挖掘足球苗子。他手里有一个小本本,延边各学校哪个年龄段哪个孩子比较有天赋,特点是什么,他都记在了这个小本上:“如果有人真的需要,我都可以提供给他们,赚钱什么的都不重要。”在延边搞了一辈子足球,高珲说自己可能也离不开这里了。虽然被终身禁足,但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与高珲不同,不知道是否刻意回避还是因为终生禁足令,出狱这三年,前广药副总杨旭却甚少与足球圈的老朋友进行联系,一些昔日体育局和足协的老同事都没有关于他更多的信息。杨旭平日最为享受的时光,就是在家附近的广州射击俱乐部的办公室中,与好友喝茶聊天,一起经营健身跑,远离曾经熟悉的足球圈。不过他偶尔会去周伟新的足球俱乐部坐坐,聊聊青训。2009年被专案组带往沈阳受审时,俩人同被押解在一个航班上,并排而坐,3个半小时的航程中,俩人不得做任何交谈。

结语

“当时(收钱打假球)这样的事情是全国性的,真的应该清理一下。但不一定这里面所有人都是坏的……我当时就是合情合理,但的确不合法。”对于经历那段混乱和其后入狱的经历,高珲感慨的说道。 劳玉晶去世后,除了亲友,杨旭谢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面对亲朋们的嘘寒问暖,杨旭不停的说:“一定不要像自己这样一失足成千古恨,千万不要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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