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体育被贴上“软实力”的标签后，能够办一届亚运会意味着国力之强盛。熊猫盼盼、《亚洲雄风》是北京亚运会留给那个时代的记忆。
仁川亚运场馆 （资料图）
走到十字路口，亚运何去何从？
仁川亚运会的圣火明晚就将熄灭。过去半个月，大大小小的意外状况与负面事件，没少给组委会带来麻烦，也让已经出现“鸡肋”味道的亚运会，进一步丧失了原来的魅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运动会，步入花甲之年的亚运会究竟还剩多少存在的价值？走到迷茫的十字路口，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申办意愿逐年降温
1951年，首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其前身为远东运动会。当时的倡导者、印度奥委会代表桑迪认为，过去的比赛规模和形式无法充分展示亚洲体育的技术进步以及亚洲人民的团结精神，而各国达成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能参与的亚洲运动会。
当体育被贴上“软实力”的标签后，能够办一届亚运会意味着国力之强盛。熊猫盼盼、《亚洲雄风》是北京亚运会留给那个时代的记忆。中国体育接受了一次里程碑式的洗礼，跟随改革开放的浪潮一道走向世界的怀抱。四年前的广州，亚运会时隔20年重返中国，理想色彩已经淡化得所剩无几。
亚运会逐渐受到冷落，而生存危机早就露出了端倪。韩国仁川在申办亚运会时，竞争对手还包括新德里，但时任印度体育联合会会长的艾亚尔强烈反对举办亚运会，理由是经济账不划算，据称这也是导致新德里落败的最主要原因。
真正让亚奥理事会感到难堪的是越南河内的弃权行为，亚运会从一个你争我夺的绣球变成了被人踢来踢去的皮球。尽管雅加达站出来化解了这场风波，但是对于那些有意愿在未来申办亚运会的国家或地区，或许会因此而犹豫不决，甚至打起退堂鼓。
办赛成本不断增长
如果能够通过办赛实现盈利，亚运会本不至于遭受这么多苛责。可随着办赛成本的不断增长，这一前提几无可能。
1990年，北京为举办亚运会花费了21.37亿元，中央财政拨款只占很小一部分，其他资金来自于社会捐款、广告、发行体育奖券、银行贷款等各种在当时可以利用的途径。进入新世纪以来，办赛成本的上涨趋势越来越明显。根据公开的报道，釜山约3亿美元，多哈在28亿美元左右，而2010年广州亚运会更是“史上最贵”，投入超过1200亿元。
尽管本届东道主努力奉行节俭之道，但还是把自己推进了一个经济陷阱。“亚运会可以提升城市的品牌价值，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者，但现在的经济压力让我们感到难以适从。”仁川市长刘正福说道。
河内点燃了一根导火索，亚奥理事会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缩减亚运会的办赛成本，以此提高申办国家的积极性。“但亚运会是亚洲范围内的标志性大赛，关乎主办城市的发展，因此我们也不会一味妥协。”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希望在投入和回报上追求平衡，但从长远来看，他更应思考如何推广和经营这项赛事，让亚运会真正成为东道主的经济助推器，而非包袱。
“三国杀”格局待突破
另一方面，中国领跑、日韩随后的亚运会格局，也让注重悬念的体育大赛不再那么可爱。
既然无力打破垄断，西亚国家纷纷“曲线救国”，借用“归化”选手的力量来品尝一下金牌的滋味。这或许可以增加亚运会的看点，提升比赛的精彩程度，但在利益面前，“归化”现象愈演愈烈，公正性难免受到挑战。
高处不胜寒，中日韩感到了寂寞，而一直扮演配角的体育弱国也渐渐失去了热情和耐心。除了在项目设置上适当倾斜，亚运会力求让更多国家的运动员在这个赛场上赢得尊重和认同，具有亚洲特色的运动得到强化，比如藤球、武术、卡巴迪等。
在团结和普及之外，亚运会还有一大任务是为奥运会练兵。然而，由于竞争力不够，中日韩“三国杀”难以收获满意的练兵效果。基于这种考虑，亚奥理事会邀请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大洋洲国家加盟2017年室内运动会，这是为日后扩大亚运会版图进行的尝试。“我们确实很想参加亚运会。”澳大利亚奥委会发言人唐克雷德表示，而新西兰方面同样充满了兴趣。据悉，这个构想可能在下月取得实质性进展。
本报特派记者 黄春宇
（本报仁川10月3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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