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瑛(资料图)
在GSK商业贿赂案中，起到中介及走账等重要作用的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并非完全的“名不见经传”。
本报记者获得的工商资料显示，2006年3月，临江国际旅行社成立时，股东除了有目前已被羁押于长沙的负责人翁剑雍及其妻子外，上海本地一家民企集团和前上海申花队主力、男足国脚吴承瑛，都是旅行社的原始股东。
这家民企名为上海临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临江控股”)，旗下在上海、浙江及山东等地经营房地产业务。
7月23日下午，临江控股董事长谈意道，在其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当时是翁剑雍夫妻找到吴承瑛，在后者介绍下，我们三方才成立了临江旅行社”，谈意道对本报记者透露。
工商资料亦显示，在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最原始的股东中，临江控股与吴承瑛作为自然人，占近半股份，翁氏夫妻则持有另一半股份。
但旅行社成立约一年多后，谈意道的临江控股及吴承瑛同时退出，翁氏夫妻遂自行经营。但“临江”两字，至目前也未更改。
与临江旅行社有业务往来的一家北京旅行社杨姓负责人则对本报记者透露，在该社与临江合作的三四年中，临江方面一直将地接费用“压得较低”，至今，临江旅行社尚欠数十万地接费用，未与该社结清。
7月22日，上海旅游局称，上海市、区旅游管理部门和旅游执法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临江旅行社，责成该旅行社暂停旅游业务，督导该旅行社开展内部整顿，接受并配合相关调查处理工作。
从饭店到旅行社
据谈意道回忆，翁氏夫妻在经营旅行社业务前，实际上已与谈意道的临江控股集团有业务往来。
“当年，翁剑雍原在我们集团办公楼承包饭店，翁的妻子则在旅行社工作，”谈意道称，“他们认识吴承瑛，后来吴又找到我，三方合作在2006年创办了临江旅行社。”
翁氏夫妇如何与吴承瑛结识已不可考。但实际上，早在2007年吴承瑛退役之前，他就与朋友在上海开办了一个饭店，这家位于陆家浜路晋英宾馆一楼的桃源餐厅，与谈意道所在的临江集团办公地十分接近。
而翁氏夫妻之所以想到开办旅行社，除了翁妻拥有一定旅行社资源外，与翁剑雍此前在临江集团下开办饭店不无关系：翁所开饭店，多为企业大客户，对方除了有餐饮需求外，也提出想与翁剑雍合作进行旅游业务，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成立旅行社。
事实上，旅行社的办公地点，一开始也正在其所开的饭店旁。谈意道称，翁氏夫妇虽有心经营旅行社，但自身实力并不强，由此通过吴承瑛介绍，才成立临江旅行社。
工商资料显示，在旅行社成立一年多后，临江控股及吴承瑛同时退出。谈意道对此的解释是，旅行社自成立后，生意一直并不理想，每年最终纯利“只有几十万”；除此以外，一次导致游客身亡的意外事故，也促使临江控股和吴承瑛选择退出。
“当时我们组织的一个旅行团去泰国旅游，一名跟团旅客在游泳池心脏病突发身亡，旅行社为此支付了数额不少的赔偿，”谈意道称，“另外，旅行社主要由翁剑雍夫妻经营，我们感到难以控制。”
一位知名旅行社负责人士对本报表示，近年来，随着旅游行业竞争加剧，正规的旅游业务毛利率，“能上两位数就已相当不错”。
但谈意道看来生意惨淡的临江旅行社，却在2007年6月左右接到来自GSK等在内的多家知名跨国企业的旅游及会议业务，生意红火。
实际上，据本报记者调查，翁剑雍在经营饭店前，曾经另开设一家公司，开展过会务服务。工商资料显示，2000年，翁剑雍投资10万成立上海金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本拟提供会务服务，但运营不善，公司于2005年被注销。
临江旅行社在工商部门的登记地点，位于黄浦区中山南路865号B座二楼。
事实上，这一地址正是临江控股集团以及谈意道平时办公的所在地。这幢23层、矗立在南外滩黄浦江畔的大厦，正由谈意道的临江控股于1998年投资兴建而成，名为临江花苑大厦。
目前，租借临江花苑大厦办公的，包括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上海国税及地税第三分局，以及海洋石油税务局等多个税务部门。来自谈意道的说法是，在整个临江花苑大厦，“唯一一个非政府办公机构就是二楼他的公司”。
转型与压价
7月13日，被长沙警方羁押的翁剑雍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经承接GSK等跨国药企的会议、培训项目后，临江旅行社的年营业额，从成立之初的几百万元飙升到案发前的数亿元。
新华社报道还显示，临江旅行社被指成为GSK行贿案走账平台，截至2013年，报账金额共计约3000万元。
虽然临江旅行社早在2007年6月，即已开始承接来自GSK的旅游、培训或会议业务，但翁剑雍向警方交待称，其与时任GSK中国副总裁、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则是在2009年国庆节期间，通过朋友介绍方才结识。
2007年6月，即临江开始承接来自GSK业务时，正值临江控股及吴承瑛退出临江旅行社前夕。按照谈意道对本报记者的说法，自其退出旅行社前，均不知晓旅行社承接药企业务的情况，也不知道翁剑雍与GSK的业务关系。
至发稿时，本报记者亦暂时无法联系上吴承瑛置评此事。接近吴的人士称，吴承瑛最近正在香港陪伴家人。
“吴承瑛从踢球开始，就不是一个张扬的人，也不太会做生意，公司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他也不太愿意管，”接近吴承瑛的人士对本报称。
不过除了谈意道的说法外，没有进一步证据显示，临江控股或吴承瑛，是否知晓临江旅行社与GSK开展业务的详细情况。
承接来自GSK等业务后，临江旅行社还与旅游地或会议地所在的当地地接社合作，开展接待业务。
北京一家地接社，在过去三至四年间，一直是临江旅行社在北京的业务合作方，负责接待包括GSK在内的临江旅行社业务在北京的活动。该地接社负责人杨先生向本报透露，至案发时，临江旅行社尚拖欠该地接社数十万地接款没有支付。
“临江做的什么客户，我们也是等到他们把地接业务发给我们才会知道，”上述杨姓地接社负责人对本报称，“比如，临江的客户要来北京开会，临江就会把航班时刻表发给我们，由我们安排车辆接送等外围服务，至于酒店和会议地预订和谈价，是临江旅行社自己负责。”
杨姓负责人称，在临江与地接社的合作过程中，对方基本都将地接款“压死了”，地接社的利润有限。
由此，通过与数家药企的业务往来，以及对地接社采取压价等措施，临江旅行社成功“转型”从一家毫不起眼的、仅提供正常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变为主要为跨国药企提供非法走账业务的行贿“中介”。
翁剑雍对警方讲述称，临江旅行社除了GSK中国外，还与别的五六家外资药企有合作。从2006年到2012年，年业务量从2000万增到2个亿，前后赚了差不多2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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