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迪离职走马灯接着转 谁接任弊端都一点没改

我的书架上收藏着前国家队主教练、足协主席年维泗的回忆录，名字叫《欣慰与悲怆》，回忆录叙写了年维泗作为球员、教练员和行业管理者的起伏人生，文字中间充溢着感情，其中壮志终未酬身已退的铭心之憾令人扼腕。

和年维泗、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南勇几位前任相比，韦迪是上任时间最短的一位，他在任期间国字号大小赛事，或是人们本来不抱奢望，或是早早夭折，总而言之缺乏悬念、缺乏让人大喜大悲的深刻体验。所以在众人眼里，他执政这三年，除了虽是大热，但已归入司法的足坛扫赌打黑，实在是相对平淡的三年。

但当事者的感受或许与旁观者有所不同，离任之际，不知韦迪有几多欣慰，几多悲怆。

韦迪上任之时，正是中国足球遍地狼藉之时，时势赋予韦迪的是救火队员的角色。在任何时候，救火队员都不是好当的。韦迪临危受命，一方面说明总局领导对韦迪的信任，韦迪在从地方到总局的多个职位上干得都不错，阅历丰富，老成持重，正是收拾乱局的合适人选；另一方面也说明韦迪或许不无雄心，即使没有大干一番的想法，至少对足管中心主任这一角色并不反感。

但韦迪很快体会到了足球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和非同一般项目的复杂性，包括人际关系和媒体环境的复杂。据说韦迪上任不久，私下里便流露出悔意，但当时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新官上任三把火，韦迪喊出拟申办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推出三级国字号球队都参加联赛以提高国字号水平的超级昏招，如果说前者只是聚拢人气的大话，那么后者这一有违足球常识的决策则暴露了韦迪对足球的外行。像谢亚龙一样，以外行身份进入复杂的足球圈，都需要一个不短的学习适应期。

其实换个角度说，这也算不上是韦迪的错，而是行政干部任命方式的固有弊端，不经充分的考察评估和民主选举，领导觉得你行就是唯一、也是百分之百的理由。上任时没有人真正地了解他凭什么来，离开时也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为什么走，空中飞人似的来来去去，事业不可避免地变成一块不断变换实验方式的实验田。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尽一样，举措也不尽相同，短期行为代替长远规划，最终结果多半是口号喊得震天响，屁股底下留下一地鸡毛。

建立科学的行业规划，逐步规范行业发展，建立青少年培养体系是治本之举，这点道理谁都懂。但上级要看你的业绩，上级的上级要看上级的业绩，而这业绩又得是看得见摸得着有数据有指标的。人在仕途身不由己，不由你不急功近利。韦迪乱世出山，从上到下的期望都不高，他也少了几分压力，功利心也不是太盛。想当年扫赌打黑猖狂时，绿城老板宋卫平都干上了私人侦探的勾当，把包括自己俱乐部在内的铁据摆在了阎世铎的眼皮底下，但一直高喊“杀无赦，斩立决”的阎世铎却一转身当起了鸵鸟。其背后的真实原因，恐怕略知官场潜规则的人都能读出一些：我能干几年，平安过渡是上策，怎能自提己短、自曝家丑？何况这家丑丑得吓人！

话说回来，即使阎世铎韦迪们有干事的魄力，也未必真能大展拳脚。中国足球是中国体育的疮疤，揭不揭，何时揭，怎么揭，揭到什么程度，恐怕都不是他们能做得了主的。一方面在前台要扮成当家的，另一方面却是束手束脚，这提线木偶的苦衷，他们恐怕都深有体会，只是不能公开说出而已。

回想当初，体育总局让快要退休的韦迪接足协这个烂摊子，想法恐怕不是立足长远，而是稳定局面，若如此，韦迪早已注定是个过渡人物。

韦迪离去，据说接任者是另一位总局中层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剑。但接任者无论是张剑还是李剑，都大可不必抱什么期望，因为体制的弊端一点改变也没有，而中国足球的很多问题究其根本都是体制问题。

足球无法脱离社会独立存在，就像它的假赌黑一样，只不过是社会弊端在足球圈里的反映而已。

中国足球真正的改革或许只能依赖于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否则，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走马灯般来来去去，不过是变换一张张面孔而已。（钱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