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后军遗言把足球搞上去 那没下文的改革报告

早报记者宋承良

上海足坛元老、原上海足球队主教练王后军，昨日19点35分因尿毒症和糖尿病引发的肾、肺功能衰竭症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逝世，享年69岁。

遗言：要把足球搞上去

“王指导人走得挺安详，不过浑身浮肿。”晚上打通王后军昔日弟子刘军(微博) 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哽咽。昨天傍晚6点，刘军还和范志毅(微博)、谢晖(微博)、李中华等一批老上海队球员在卢湾体育场一起踢球，备战月底的老甲A明星赛，“踢球结束8点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说王指导去世了，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刘军和奚志康两人急忙赶到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7楼ICU病房，为昔日恩师最后一次送行。

“（去世原因）是尿毒症引起的各项功能衰竭，很多人都来为他送行，家人告诉我们，王指导直到最后临去世前，还在说一定要把足球搞上去。”直到离开医院，刘军的心情一直没有平复，“王指导去世的时候，弟子们都在踢球，可能冥冥之中我们也是通过足球的方式，为他送行。”

今年王后军已确诊身患尿毒症，出行只能坐在轮椅上，“我肾功能不好已经有16年了。但主要还是心血管毛病，因为年轻时长期运动的消耗，心脏功能衰退发生病变，供血不足，所以吃药比较多，药物损害间接造成肾功能衰退。”根据王后军生前的回忆，最近十多年间他做了四次心脏搭桥手术，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发现尿毒症，“一直没去做血透。我还有糖尿病，不能停药，否则容易引发并发症，但药物损害更加厉害……”

从5月开始，王后军每周必须进行三次血液透析，身心和经济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王后军的昔日弟子们，在9月10日以为恩师庆贺七十寿辰的名义举办了“上海明星体育联谊汇”，为老帅募集一笔善款。当时王后军还对自己的病情表示乐观，“还好吧，血透之后精神还不错。经济上大病医保基本能解决问题，主要还是感谢大家的好心和关心。我们那时候工作环境比较艰苦，物质回报很少，但为了足球这份事业还是竭尽了全力，我也没什么后悔的。”

最近，刘军和范志毅两位弟子还在想通过慈善的方式为王后军筹款，“我们也没想到王指导那么快就不行了。”昨晚踢球时还扯着嗓门大喊大叫的范志毅，在得知王后军去世后，说话的声音特别低沉。

“说起足球，他就开心”

王后军出生于1943年，球员时代司职边锋的王后军被称为“飞将军”，在70年代初担任国家队队长。挂靴后王后军担任上海队主教练，率队夺取1983年全运会冠军。此后王后军带领的上海队一直位列全国甲级联赛前列。在上海足坛，他享有“小诸葛”的美名。

“王指导带我的时间不长，给我的感觉是他很聪明，爱动脑筋，对我也很好。我记得那还是87年、88年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小球员，队里有不少老球员，王指导还是给我很多机会，沪港杯这样重要的比赛，也让我上去打。”范志毅坦言，这么多年来，他和王后军彼此有很多情分，“我始终觉得，对于这一批老的足球人，我们必须要尊重。每次和王指导见面，他的话题总离不开足球，只要一说到足球，他就看起来很开心。”

因为身体原因，王后军之前几年卸任上海女足顾问后就一直在家调养身体，尽管如此，他还是非常关心上海的青少年足球发展，这几年王后军经常在上海本地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于上海足球发展和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一些看法。

去年中国足坛“打假扫黑”期间，王后军在接受早报采访时还为涉案两位弟子申思和祁宏辩护，“申思他们这些运动员都有说不出的苦，他们只是从犯，我们从庭审中也了解到是天津方面给的钱，具体后台是谁还不知道，到底谁是主犯，是谁在操纵比赛，这些都不知道，主犯未出，为什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从犯，推给这批孩子！我觉得很多地方评判得不公正、不平等、不公开。”

王老和他那份没有下文的“职业化改革报告”

王后军辉煌的足球人生并不仅仅局限在运动员生涯，1992年中国足协的红山口会议上，与会的200多人中，只有王后军一人拿出了一份详尽的《中国足球俱乐部体制改革可行性报告》。前上海市体委主任金永昌就这样评价过王后军，“他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先锋。”在提出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道路上，王后军有过与袁伟民的争吵，也在改革的实践中遭遇打击，但是王后军那颗改革的心却从未动摇。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王后军就曾提出了中国职业化足球改革的一些想法，不过这一想法在当时遭到了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的质疑。“我记得1986年的时候，我和袁伟民有过争执，袁伟民问我，中国足球为什么要职业化，他说中国排球和足球是一个体制，为什么排球出成绩了，可足球却一直出不来？我说，原因很简单，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排球队都是业余的，我们胜在专业优势。但足球不同，凡是足球发展得好的都是职业化了，如果我们还是靠专业优势根本没法和人家比，所以我们也必须职业化。”按照王后军的说法，早在20年前，他就知道这条路非走不可，中国足球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搞职业化，因为全世界从来没有业余足球能够进行发展。

1992年6月23日至27日，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以改革为主题。红山口会议是中国足球从专业足球时代向职业足球时代转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后军成为唯一一个递交《中国足球俱乐部体制改革可行性报告》的与会人员。对于之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提交报告，王后军有着自己的想法，“1992年的时候，我们足球的水平在提高，市场也在形成，那时候老百姓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对体育运动已经有了追求，客观条件具备了，所以我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当时，王后军写的有关组建职业俱乐部的可行性报告了得到市里和区里领导一致认可的，只是支持王后军的区领导去国外进修了，王后军的计划没得到领导的回复，所以就耽搁了。后来德国胶卷企业阿克发找上门，当时王后军和区体委达成共识，可以搞职业俱乐部。不过后来，王后军并没有如外界预期的那样成为上海申花的主教练。第二年，上海组织浦东队参加乙级联赛时，王后军开始担任球队主教练，并率队以第一名升入甲B。但王后军之后却主动辞职了，原因是他和俱乐部老板在足球的认识上有分歧。尽管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已经走过将近20年，但是王后军却曾表示中国足球太过于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已经完全偏离了整个改革的初衷。值得一提的是，在面对这样的现状时，王后军还曾在职业改革化初期遭遇了一次小范围的心肌梗塞。

在渐渐淡出足坛后，王后军仍然继续关心足球，“职业化以后，俱乐部不搞青少年足球，体校也不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足球学校，可是收费贵得吓人，一个月要几千块。这等于把一些喜欢足球但家里比较穷的孩子挡在了门外。”王后军于是在1998年以自己的名义办了一个青少年足球培训班，一个孩子每月收费150元，后来略微涨价到200元。对于根宝的足球基地，王后军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些年我也在基层小学搞足球，在我力所能及的层面努力，根宝的辛苦我多少也有体会。他们取得全运会金牌，目前还是U20层面的，我觉得，这是完成了替代过去‘少体校’的作用。”

从10岁开始接触足球到昨日去世，足球贯穿着王后军的一生，尽管王后军已经离开人世，但是王后军作出的贡献以及对于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努力仍然值得所有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