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了大学校徽
与罗马尼亚队比赛后，回到学校，我已“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对当8级钳工的兴趣越来越小，对当一名国家选手的兴趣却越来越浓。
当时，全国只有两所体育学院培养乒乓球人才。一所是北京体育学院，那里培养出姜永宁、王传耀、孙梅英等第一代国手。另一所是广州体育学院，培养对象主要是广东人。上海虽也有一所体育学院，但不设乒乓球项目。我苦无深造机会。
与我有相同苦恼的还有杨瑞华，他的球技比我好，名气也大。他曾参加过全国比赛，获得单打第三名，并入选国家队，参加了在东京举行的第2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赛后，他回到了原工作单位——上海汽轮机厂。他给我讲了不少国家队集训和参加东京世界锦标赛的情况。
杨瑞华眉飞色舞的介绍，让我既兴奋又懊悔。本来我也有参加第23届世乒赛的机会，当时我参加上海市的选拔比赛，用的是向别人借来的一块进口海绵球拍。正打在节骨眼上，拍子的主人要我还球拍，我不得不又向别人借了另一块球拍。因为性能差异很大，我打得一点不顺手，结果输掉了关键场次，最后没有被选上参加全国比赛，也失去了去东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机会。
杨瑞华回上海以后，也无心久留工厂，他也在寻找出路。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已经同广州体院联系了，那边同意收他。我听后很是羡慕，告诉他先行一步，以后我也争取去。不久，广州体院教练，我国第一代国手冯国浩专程来到上海，对我进行考核。我同他打了一阵，看得出来，他是满意的。
冯国浩来上海挑人的消息，被上海体委知道了。市体委很快决定，在上海体院增设乒乓球项目。上海体育有很好的基础，解放后发展很快，乒乓球水平更是在全国首屈一指。上海的人才岂能让广东挖走？那时杨瑞华已买好了去广州的火车票，他知道情况后，急忙退了车票。如果上海市体委晚一点决策，杨瑞华和我，可能就成为“上海广东人”了。
就这样，我和杨瑞华进了上海体院竞技指导科专修乒乓球。进了上海体院才知道，乒乓班专业的学员只有我、杨瑞华和池惠芳(女)三个人。以后又增加了王传耀的弟弟、直拍削球手王传祺等人。人虽不多，也算有男女队，打法上也有攻有守，球队的架子算是搭起来了。
除了打球，我们还要进行文化和理论学习。当时学院给我们设置的课程有语文、外语、生理解剖、运动医学及专项体育理论等。与文化理论课相比，倒是我们主修的乒乓球课显得缺乏系统性，不够规范。既没有教练，也没有一本教材，甚至连训练计划都没有。每天练什么，怎么练，练多长时间，准备达到什么效果，全由自己掌握。
同为正胶快攻打法的杨瑞华，由于在国家队集训过，知道一些比较正规的训练方法。听他介绍后，我们也开始制订训练计划。一个训练内容练下来，汗流浃背，十分辛苦。但由于没有教练督促，计划虽然订了，我们这几个打野球出身的却常常不照计划练，更多的时间还是自由发挥，计分比赛。
跟我比赛最多的是杨瑞华。有时他赢了我，就嘻嘻哈哈得意一番，气得我鼓鼓的。于是我就想方设法赢回来。比赛是最好的斗智。斗来斗去，战术意识明显有了提高。
后来，国手杨开运回到上海老家，担任上海队的教练。从此，我们的训练走上正轨。每天的训练量很大，一天下来被折腾得疲劳不堪。经过一段苦练，技术、体力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看电影《暗无天日》
1958年3月，在上海市体育馆举行了包括京、津、沪、穗在内的九城市乒乓球锦标赛。虽然这还称不上全国比赛，但由于荟萃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尖子，也是中国乒坛的一次龙虎斗。
九城市当中，以京、沪、穗水平最高，其中阵容最强大的是北京队。在1956年和1957年举行的两次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上，男子单打前三名都是：冠军王传耀、亚军姜永宁、第三名庄家富。刚从香港回来的容国团，代表广州队，在比赛中两次战胜了国内第一快攻手、世界第7号优秀选手王传耀，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
在团体比赛中，我打得不错，赢了王传耀和容国团。可是在单打比赛中，我却出了一次洋相。单打比赛，我进入了前8名，将同太原的一个队员争前4名，如果赢了，下一轮的对手是王传耀。再赢就可能同容国团争夺冠军，形势对我很有利。由于团体赛成绩还不错，我的心气特别高。那天中午，我看了比赛日程表，见下午没有比赛，正巧大光明电影院上映新片子《暗无天日》，我便向杨开运教练请了假去看电影。正看得起劲时，影院的工作人员举起了一个亮灯的牌子，只见上面写着“徐寅生外出”。我知道情况不妙，连忙出去。见到专程来找我的人，才知道下午有比赛，是我看错了日程。我顿时惶恐不安，急忙跑到宿舍拿球拍，匆匆忙忙直奔赛场。待我赶到体育馆时，只听到裁判长在向全场广播，宣布我过时不到，作“弃权”论。我一屁股坐在场边，像闯了大祸，茫然不知所措。心想，刚才看的是《暗无天日》，现在轮到我暗无天日了。
第二天，《新民晚报》体育版上出现了醒目标题《看戏误比赛，徐寅生辜负众望》，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接着，我收到不少群众来信，有的批评言辞还非常激烈。我作了深刻的检讨，领队和教练也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帮我剖析出差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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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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