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条“大新闻”
1953年，我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中国乒乓球队将第一次出国参加世界锦标赛。我的眼睛豁然一亮：乒乓球打好了可以当国家选手，可以出国参加世界比赛，以前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那是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20届世乒赛，由王传耀、姜永宁、冯国浩等组成的中国男队排名世界甲级队第10，由孙梅英、李麟书为主的中国女队，排名乙级队第3名。在单打比赛中，中国队男女选手无一人能闯过第三轮。
此战虽成绩平平，但中国队出征的消息却深深激荡着我的心。我开始向往成为一名国家乒乓球选手。对乒乓球，也从“玩”到有了追求。
心里有了奋斗目标，打球的劲头更足了。上海工人文化宫，是我经常去的地方，那里是打擂台，先胜三分的算赢，赢的人做擂主，输了的下去排队再上。上台攻擂的必须自备球，和所有来这里打球的人一样，我兜里也要揣着球。我因为水平高，经常做擂主，所以球倒是不愁，愁的是我比别人少一样东西。到工人文化宫活动，必须是工人，有工会会员证才行。好在看门的人心肠软，只要求求情，他就会放我进去。后来我托人弄到一张证明，上面注着“工会会员证待发”，也就有了合法身份，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出工人文化宫了。
当时上海的乒乓球活动开展得比较普遍，有不少私人开设的乒乓球房，只要花钱就能租到台子打球。那时我像一匹野马，往一切可以打球、可以同高手过招的地方钻。由于技术不错，常有人邀我打，不用自己花钱。与各色各样的人打球，我接触了五花八门的打法，每当我看到名手过招或与高手对阵，我都仔细观察他们的动作，品味各种来球的感觉。
当我练就了小有威力的直拍近台快攻之后，就开始有人来邀我参加各种球队，参加各种比赛。我曾被选上上海学生代表队，参加市里的集训，一直打到当时水平较高的晓光队。当时有一些资本家，愿意出钱组织球队。他们花钱租球台，给队员发运动衣，比赛完了还请吃夜宵。当时没有什么商业目的，出钱组个球队完全是出于对乒乓球的喜爱，最多也是当个领队，出出风头。
那时我几乎天天晚上出去比赛，常常打到半夜三更才回家。由于我沉湎于打球，学习成绩骤降，引起了家中的不安。当年引我入门的四哥，也不得不出来规劝。有一天，我在乒乓球房比赛，正打得带劲儿，四哥硬要拽我回家，俩人差点动手。
与洋人初次交手
由于成绩差，我没考上高中，被分配到上海航空技工学校学习。上了技校我就很少打球，但成为一名乒乓国手，对我始终有强大的吸引力。
1956年4月中下旬的一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干活，突然跑进来一位老师大声喊；“徐寅生.你快去市里报到，让你参加国际比赛”。学生参加国际比赛，这对学校来讲还是头一遭。我生怕误了比赛，赶紧向校方请假。
那次是欧洲劲旅罗马尼亚队访问上海，要和上海队进行友谊比赛。之前，只有印度乒乓球队在1952年来过中国。但世界高水平的乒乓球队来上海，还是第一次，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当时的上海好手有杨汉宏、刘国璋、薛伟初等人，而我将和他们一起迎战客队。事后我才得知，决定上场人选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人主张上老将，虽说难以取胜，但也不致输得太难看；另一些人主张上新手，从长远考虑，应该让年轻人去闯一闯，见见世面。有远见的上海市体委领导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从上海市工人队、市机关队中挑几员老将，再从学生队中选一些人，于是我被选上了。
主张用我的人，认为我的直拍快攻打得比较凶，善于对付横拍削球防守打法。尤其是我的发球技术好，再加上我比赛时不大怯场，于是寄希望于我能爆出个冷门。
比赛开始的那一天，体育馆门前人头攒动。在新雅饭店任职的老将杨汉宏以其独到的“大滑板”，把罗队名将哈拉斯托西拉下马来，为上海队赢得了可贵的一分。顿时让我队群情振奋，也使我信心大增。
我和甘特纳的单打， 一开始我很紧张，和他对练了几个球之后，觉得对方并非想象中那样可怕，我很快进入了竞技状态。虽然我的一些好球赢得了观众不少的掌声，但毕竟战术变化少，基本功差，最后以0比2输了比赛。
下了场，市体委的同志一个劲儿夸我打得不错。陆汉俊教练更是笑盈盈地拉着我的手，叫我歇歇，准备下一场的男子双打。当时上海市男子双打冠军是陆汉俊和薛伟初。但在讨论上场名单时，陆汉俊执意推辞，热心推举我上。“我上场，不过风光一时。但是上海的乒乓球希望还是在青年人身上。”他的这番话令人难忘。
我和老大哥薛伟初以2比0赢了对手。比赛中，我用了一个平时训练中琢磨出来的新式发球，球落在台子后突然右拐，让雷特扑了个空。全场顿时爆发起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连裁判也笑出声来，站在一旁的甘特纳也忍不住捧腹大笑。雷特先是有点发愣，接着举起手来微笑着对我示意.表示赞赏这个球发得好。
第二天我与薛伟初战胜了另一对罗马尼亚选手。两场双打的胜利，使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让我认识到外国选手并不可怕，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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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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