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王俊生影响最深的是，当时我看了一篇足协的简报，当时总局要求每个运动队都要做简报，这篇简报写了王俊生的一段故事，在72年的时候，王俊生入选了国家集训队。当时国家队的服装都很珍贵，每个队员参加完集训都把衣服带回家。
但是只有王俊生做得特别好，他临离开国家队的时候，会把队服洗得很干净，叠得整整齐齐的，摆放在屋里交给领队。为此简报里说，年维泗在足球界里通报表扬了王俊生，可能这些好的印象也让年维泗对王俊生有好感。
我在1990年担任亚运会新闻官的时候，王俊生就通过张吉龙想调我到足协，但是当时因为与体育报社签订的合同还没到期限就没去成，98年合同一到期我就去足协了，当时也是王俊生通过张吉龙联系我的，后来很多年里，王俊生还经常调侃我“不是我签字，你哪儿来得了足协啊”。
1999年有个渝沈之战，调查后，王俊生跟我提过是上面反馈回来是黑社会插手让渝沈之战的调查不了了之，这是确实的。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 （编者注：2010年10月11日 北京电视台 《足球100分》），也提到过这个事情，这些都不是我编出来的。当时对渝沈之战讨论开会时，我会上的表态是保留意见的，但是最后我们连处理的原件都没见着。
在王俊生主管业务的那段时间，我主要是负责新闻工作，具体业务没有跟他有过冲突。应该说王俊生对中国足球改革是有贡献的。
阎世铎（2000年-2005年）国奥树旗，他竟想弄4个队
王俊生走后，阎世铎过来管足管中心，在业务上跟他也有过争吵，这是我第一次跟足管中心主任吵，但是我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业务，这一点阎世铎也很认可我，认为我是没有私心的。
阎世铎在离开足协后，写过一本书叫《忠诚无悔》，出了书，还送了一本给我，书里面写“冯剑明是一个正直的人，所谓碰撞出火花，我们虽然在业务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是我很好的兄长”，他是52年的，比我小两岁。
刚开始阎世铎的工作方式在足协也引起了争议，他上任后就把张吉龙架空了，他说：“我也要多学多用外语，也要到亚足联任职”，就冻结了张吉龙任何出国机会，所有的亚足联和国际足联会议都不让参加，最后布拉特写了一封亲笔信，才调张吉龙出去。但是这个事情不是我的职权范围，我没有跟他有过冲突。
是为什么事情吵了呢？没什么，就是为了国奥组队。
当时我任青少部主任，按照阎世铎备战北京奥运会的计划，他的设想是成立四支85年龄段队伍，克劳琛带一支队伍，其他三支由北京、上海、广东各组建一支，一共组成四支奥运队伍来备战。当时讨论的时候，小贾（贾秀全）很好强，他是这个年龄段国青队教练，他跟阎世铎向克劳琛提出挑战。
小贾说：“克劳琛带一支队，我带一支队，人可以让克劳琛先挑，等他挑完了，我再挑，等奥运会前，我跟克劳琛打三盘两胜，谁胜谁带队打奥运会。”听了小贾的提议，阎世铎就没同意，阎世铎说“没这么组建的，人家一支你一支”，我呢，又对他组四支队伍这样的方式感到不解，就在会上争了起来。
这是纯业务上的争论，他看好克劳琛，我也看好克劳琛，只是对他的组队方式不认可。我在会上就提出让克劳琛担任主教练。当时有个插曲，在外界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是在打世青赛的时候，我随队比赛，当时比赛结束前，董方卓下场后，推了克劳琛一把，推得还很重，克劳琛一个趔趄差点儿倒地，我当时坐替补席上，我就很生气，就朝董方卓吼起来了，“董方卓，你想干什么你”，很严厉。可是这个场面当时被远端的摄影记者用长焦镜头拍到了，他就张冠李戴，认为我是在朝克劳琛大吼，就给写出去了，意思说领队冯剑明跟克劳琛不和，其实根本不是这回事。
我很支持克劳琛工作，最后克劳琛对我评价也不错，克劳琛后来还对杨一民说：“冯是正直、心直口快的人，我跟他相处很愉快”，我跟克劳琛都是正面交流的，我们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
谢亚龙（2005年-2009年）领导们都是面和心不和，离心离德
谢是56年的，比我小几岁，他在足协的工作思路是这样的，刚到足协来了以后，他就先找杨一民帮衬，给了他很大的工作空间，当时让他负责国家队、联赛、技术部和青少部等所有的关键部门，可以说是权倾朝野。
但是在女足主教练裴恩才和伊丽莎白的问题上，谢亚龙认为杨一民没有帮助他，甚至是给他挖了坑，裴恩才和伊丽莎白都是因为在杨一民主管女足的具体训练和比赛后，都离开了女足队伍。谢亚龙就认为没有起到辅佐他的作用，就对杨一民产生了一些看法。
就开始剥离杨一民身上的权力，开始跟南勇搞好关系，偏向南勇。但是谢亚龙跟南勇又是貌合心不合，当时南勇还是副司级，但是主管党委工作，还没提成正司级，谢亚龙就在足协的帮派间开展工作，确实很难。
几名足协领导面和心不和，看上去都一团和气，实际矛盾深重，足协在2006年底搞竞聘，在部门领导的设置上这些矛盾都集中地体现出来了，竞聘上岗的时候，蔚少辉得到了重用，这是最典型的一次人事变动，谢亚龙为了平衡各方关系，也是费了很大劲，结果就是后来的布局。
当时我就已经感觉到足协领导之间矛盾的问题很严重了，也提过，但是没有引起重视。现在总局人事司每年都要对领导班子做一个考核，开大会和单独谈话的形式来了解这些情况，我是在考核大会上，拍的桌子。
是2007年的时候，年终干部考核会，那天我有个什么事要先走，足协全体人员的大会上考核的干部发言后，我就说，我有事要先走，我就先发言。一般足协大会上，都是我和老郎（郎效农）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蔚少辉也发言，但大多是附和我们，他发言就是“我觉得大冯和老郎说得对”，可以说大部分干部不会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每次都是这样，属于不轻易发表意见，不轻易得罪人，都是揣摩领导意图后才发言。
我发言一共说了三点，第一点是我们的领导不团结，看似几个领导表面上和和气气，但是实质上不是一个团结的班子，我说到激动的时候，我就站了起来，还拍了桌子。我在会上还提到了爱福克斯的事情，当时爱福克斯冠名中超已经结束了，但是一分钱都没收到，我说这个问题为什么没人来解决，这是2006年的赞助，已经拖了一年多，为什么没引起重视，6000万元人民币也不是个小数字，我说主管领导也是要负责任的。
后来散会后，第二天谢亚龙找到我拉着我的手说：“有些事你不了解”，我说 “怎么了”，谢亚龙说：“尽管我是法人，但是我连合同都没看过。”显然这个事情反映出足协领导间很深的矛盾了，这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领导班子。
另外两点，一个是说领导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上，领导都是看关系，来用人，也是帮派闹的。第三点是说足协重大事情从不开会研究，从不民主研究。像国奥队和国家队选教练，从不跟我们足协干部研究，2008年前，刘鹏对总局项目中心的北京奥运会备战要求是“备战计划必须人人心中有数”，但是足协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论过备战计划。
我说像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么重大的比赛，必须要各部门协调作战，发动上上下下一起努力，对备战制订详细、全面的计划，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备战。阎世铎和王俊生当初为了选国家队主教练，足协内部一共开了七次大会。足协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开过几次会呢，既然“人人心中有数”，为什么你们连计划都不敢说，见不得阳光呢，总局人事司的干部都把这些记了下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时选阿里·汉的会议上，会上也有人说“宁可请李章洙都不要请阿里·汉”，领导拍板最后定了阿里·汉，就问为什么要选阿里·汉呢，可是最后就这么定了，这反映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足协领导不是对针对中国足协内部的意见如实汇报，只是为了有利于你们的工作，断章取义地去向领导做汇报，甚至是为了一己私利。我在总局考核的个别谈话中，还写了一份材料白纸黑字，说得比这个还严重，但是是足协领导的真实反映。
后来我国家队教练定了杜伊和福拉多，我们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关注国家队和国奥队表现的，2010年世界杯预选赛主场对卡塔尔队的比赛在天津水滴那个体育场踢的，当时上半场就踢得很差劲，都缩回来打，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主场战术上都不对，我中场休息的时候给谢亚龙发了短信，我短信写的是“下半场要改变战术思路，要攻出去才有机会，一味龟缩防守是没有机会的”，也不知道他接到了没有，最后还是输掉了比赛。
不理解的是，奥运会临到比赛前，把原来定的福拉多和杜伊大赛前又换成铁蛋（殷铁生），把国奥队主教练的更换当成儿戏，至少对国奥队教练更换，包括女足教练为什么更换，至少对足协内部有个通报吧，足协还是一个工作单位吧。
我后来了解，有国奥和国家队队员反杜伊，是教练串通队员反对的，我管国青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有这种现象，如果拿出来我们就可以给他出主意怎么去应对这种情况，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最后杜伊被架空了，成绩也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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