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调因为我有目的”
【约定的采访时间在下午4点，北京东四环外一个摄影棚。由于塞车，我迟到了5分钟，《男人装》的哥们姜一短信告诉我说，韦迪已经到了，而且是提前到达的。这让我很有些奇怪。因为别说政府官员，哪怕是为这种时尚大刊而生的娱乐人士，对于这种特殊拍摄约定，能准确守时的少之又少。韦迪格外重视这次采访？
事实上，《男人装》预约这次韦迪采访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这应该是他“善待媒体”承诺的实践，虽然我觉得他接受《男人装》的专访并愿意参加这样的特拍，是件很奇怪的事。
我走进摄影棚，韦迪在一旁化妆间化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位中国足管中心主任。我走过去和他了打个招呼，并没有太多忐忑，虽然过去几个月各种围绕中国足球的笑话里，韦迪说过的或者被人扭曲栽赃的“力争一流”、“国奥替补打中超等韦十条”、“学习巴萨西班牙”、“聘请希丁克”等，都是我直接或间接攻击的对象。
韦主任端坐化妆，心情似乎不错。见我过来打招呼，伸手相握，只是位置不方便，“咱们先左手拉拉吧”。对于所有非娱乐业的男士而言，化妆肯定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韦迪并没有太尴尬。
几分钟后，头发梳理得井然有序、精神更加焕发的韦迪向摄影棚走来。我们正式地握手。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肩宽体健的东北壮汉，微微有些谢顶，戴着眼镜，镜片后传来的眼神锐利清澈。韦迪说，当这篇报道面世时，他希望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闻人物，能逐渐退出舞台的中心区域。事实却是，当本文见报时，他刚好又因为拿掉国奥主帅刘春明而再度成为焦点。】
“您自称是一个业务型的体育干部？”初次见面，我试探着想给随后的谈话找一个基调，韦迪立即纠正了我：“我是一个技术干部，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工作经历。”第一句话，他就给了自己一个定义，似乎要给自己做一个区分。对于官场中人，我们总会有“官人”的定义，可是韦迪不论从做派和口吻来看，都要更加坦率直白。
“很多人都不了我的背景和经历，也许是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介绍我的文字，说实话，没有一篇是完全准确的。大家都有些只鳞片爪的东西，不过都不够准确。”他似乎在辩白，似乎又是在自我修饰。
在韦迪自己的讲述里，他是哈尔滨人，而不是风传中的辽宁人。中学时代韦迪就比较幸运，因为唯独他那一届的高中毕业生，没有被分配去上山下乡。“那个时候师资力量缺乏啊，出色一点的高中毕业生，一毕业就留校当老师了，转背就教高中。所以我当老师，比后来的老师同行要早了两年。”
中学时代，韦迪就具备相当好的运动天赋。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接受高等教育，后来又获得了体育管理硕士学位。他身体力行的项目是田径投掷类。
【拍摄过程中，有人想让韦迪换一下外套，韦迪笑而谢绝：“我这身板太特殊，你们那些衣服我都没法穿，因为这样身高的人，基本上没有我这么宽的肩膀。”这是投掷运动在韦迪身体上留下的痕迹，他身高大约1.77米，肩膀只怕比1.9米的人还要宽。】
有学历，有经历，而且很年轻，于是在八十年代最需要人才的时候，韦迪很快脱颖而出。他是沈阳体院最年轻的院长，上任时不到40岁。“那也是一种人生历练，”韦迪说，“要知道当一个院长，靠的可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处理各种关系尤其重要。我当院长的时候，院里的副手和各个部门负责人，几乎年龄都比我大，不少还是我的老师长辈，要应对这样的环境可不容易。”
后来他得到了晋升国家体育总局的机会，成为了专项运动的管理者。不过在韦迪的讲述里，他一直是“技术官员”，他的经验也都是在体制内获取的。没有中国足坛风暴这个巧合机缘，他恐怕不会接近足球。
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他被推上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职位，不论他是否愿意。
【时尚杂志的特拍流程，既专业又有些繁琐。韦迪被安排在一个又一个为他设定的环境里，摆出各种他熟悉或者不熟悉的手势、姿势。这个过程很容易让人疲劳，只是要从韦迪脸上看出不耐烦或控制不住情绪的表情，实在太难了。
拍过三组之后，他有些累了，他也在抱怨，但这种抱怨更像是一个被迫加班的人开的善意玩笑。
布景调换间隙，韦迪终于有空坐了下来，抽根烟。宽盒版的三五，韦迪说他抽了十多年。这是一个不会轻易改变生活习惯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为什么他会显得那样高调？】
我问他上任几个月有些怎样的感受，除了媒体聚焦之外。话题这才引向了足球。
“干足球恐怕都是这样，干得越久，越会发现自己不懂的太多，更何况是中国足球这种特殊运动。”韦迪语气平淡，却多少有些感慨的意味。过去这三个月，只怕是他“技术干部”生涯里最繁杂最疯狂的三个月。他十分坦然地说起了几个围绕他的新闻话题，包括“韦十条”、“学习巴萨荷兰”，只是在他的讲述里，这些并不是盖棺定论的决议，只是他上任伊始有过的一些想法。韦迪事实上并不能决定一切，刚开始那段时间，他甚至不能决定这些消息属于内部讨论还是公众讨论。可是消息一旦走漏出去，带给他的全是负面影响。
甚至像“举国体制”这样的政策性命题。韦迪和他的上司崔大林，都在不同场合高举过“举国体制”旗帜，也因此而成为媒体攻击的标靶。但他并没有像一些描述的那样固执。“我不久前和你们报纸的记者聊过，得到的建议是不用老说‘举国体制’这样的字眼，我觉得这建议就很有道理。‘举国体制’本身没什么不对的，尽可能集合各种资源来为我所用，肯定是一种促进竞技体育提升的方法，别的国家也有这样的做法啊。但如果我们少提一点这样的说辞，或者换个称谓，也许效果会更好。”韦迪说。
我决定单刀直入地问他一个问题：“那么您上任这三个月时间，是否表现得太高调了？是否表现得和你的前任们太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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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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