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讲述“乒乓外交”来龙去脉的时候，神话其传奇色彩多、强调个人的突出作用多，这除了是由于“领袖崇拜”之外，过于推崇庄则栋的作用和过于听信庄则栋对事件的解读，也是因素之一。
“乒乓外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的大门。
撰文 房学峰(微博)（资深电视人，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首席策划。）
寻疑“乒乓外交”
多年以来，我对于“乒乓外交”始终有几点疑问：
第一，我认为以前在讲述“乒乓外交”来龙去脉的时候，神话其传奇色彩多、强调个人的突出作用多，这除了是由于“领袖崇拜”之外，过于推崇庄则栋的作用和过于听信庄则栋对事件的解读，也是因素之一。
第二，现有的“乒乓外交”定义，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专有名词，但我始终认为这是错误的和不全面的——“乒乓外交”不应该是一个孤立事件而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应该仅仅用于描绘中美关系的改善。这里包含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体育学术界应该对“乒乓外交”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有自己立场的研究和解读，而完全不必抄袭西方研究者、观察家和媒体给出的定义。
第三，虽然不少当事人（如徐寅生(微博)、庄则栋等乒乓球界人士，一些中国外交界的人士，以及当年领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对“乒乓外交”有过生动的和有影响的回忆，但恕我直言：目前尚未看到一部在大众文化意义上有较大影响的中文研究专著，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所以我收集了一些公开的材料，试图谈谈我对“乒乓外交”的新认识。
当然了，我不是史学家，只是对体育史略感兴趣而已，所以我写的这些东西将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去做枯燥的考证，而尽量把故事说得有趣；第二，如果我真地弄不明白，那就进行“大胆的假设”，以期引起媒体同行和专家们的兴趣——反正当事人很多都健在，我把猜想提出来，可以向他们一一求证。
此外，我在写这篇文字时曾经想找外交部的朋友查一些历史档案，但转念一想，那岂不是真把自己当历史学家了？于是作罢，姑且算自说自话图一乐儿吧……
1，“试水”的理由
1970年11月1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瑞典和南斯拉夫访问，队伍中包括了所有能集结起来的国内精英。这是继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之后，中国运动员的第一次出访。
对于这次出访，目前人们谈论较多的是中国男队受到了瑞典、匈牙利甚至南斯拉夫等国选手的挑战以及打开“文革”后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图谋等等，但我却发现：事情可能并不这样简单——
在中国队出访前一个月，英格兰(微博)乒乓球协会放弃了1973年世乒赛的主办权，该协会主席查尔斯•怀尔斯说，“缺乏合适的场地使我们不能在我国举办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单项国际体育比赛，这是极令人失望的事。”（这里的措辞很有趣：“最大的”，意思是说比足球世界杯和温网(微博)还大吗？恐怕是这个意思。）
之后不久，国际乒联(微博)经过和南斯拉夫乒协的谈判，决定1973年世乒赛改在南斯拉夫举行，比赛的提名候选地是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萨拉热窝。
这里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六十年代中国参加的三届世乒赛，除了1961年在中国举行之外，另外两次分别是在两个友好国家的城市布拉格和卢布尔雅那举行的。试想：在“文革”期间的七十年代初，如果连续两届世乒赛分别在和中国有着良好民间关系的日本、以及东欧集团中挑战苏联霸权的另类南斯拉夫举行的话，中国队为什么不去参加呢？
所以我大胆假设：世乒赛的异地举行或许也是中国队决定访欧“试水”的原因之一。而理想的“试水”对象，当然是关系比较良好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瑞典了——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斯堪的纳维亚锦标赛又是有“小世锦赛”之称的传统赛事。
此外在11月29日，瑞典首相帕尔梅接见了中国乒乓球队，是七十年代给予中国乒乓球最高礼宾规格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之中的第一个，这位后来遇刺身亡的政治家，既反对美国发动越战、又反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按照中国“文革”年代的价值观，这样一位人士对中国乒乓球队给予的礼遇，或许也能增加中国通过乒乓球重返世界舞台的信心吧？
2，后藤钾二的理由
中国乒乓球队能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后藤钾二的奔波居功至伟，他在1971年1月下旬访华，并且在2月1日与中方签订了关于中国队参加世乒赛的协议，其中的基础与核心是“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
“三原则”当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胜利，但后藤钾二为什么要执意邀请中国队参加世乒赛呢？难道仅仅是为了使世乒赛不致于因为中国的缺席而不够完满、不能代表世界最高水平吗？
恐怕未必尽然——
后藤钾二当时的身份，是日本乒协主席和亚乒联主席，他之所以力邀中国参赛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台湾不是国际乒联的成员。
国际乒联从1926年成立之后，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贵族蒙塔古即担任主席长达41年，他不但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和著名的乒乓球选手，而且是一位著名的苏联情报人员（服务于苏军总参谋部的情报机构“格勒乌”）。在这位左翼人士领导下的国际乒联，早在五十年代就驱逐了“中华民国”，并且做出规定：“未参加国际乒联的国家不能参加地区和洲联合会”。根据这个规定，“如果亚乒联未能成功摒除台湾的亚乒联会员籍，则亚乒联将可能成为一个不受国际机构承认的区域性乒乓球组织，这样一来，今后亚乒联主办的一切比赛，将是不受国际乒联承认的比赛。”
1967年，威尔士人罗伊•伊万斯接替蒙塔古担任国际乒联主席，但他显然是一位秉持前任立场的继承人，在处理海峡两岸关系时，他和后藤钾二的配合非常默契：当亚乒联开会讨论是否允许台湾以“中国”名义进入国际乒联时，伊万斯明确表示，即使亚乒联做出这种决定（出席会议的十二个会员是台湾、日本、新加坡、柬埔寨、伊朗、印尼、南朝鲜、黎巴嫩、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南越，当时几乎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立面），国际乒联也不会接受；而当这个会议通过了站在台湾立场上的决议后，身为亚乒联主席的后藤钾二立即宣布辞职，时间是1971年3月7日。
因此我觉得：后藤钾二校长固然是日中友好的积极倡导者，但在中国问题上，他还是一个坚决维护国际乒联“游戏规则”的专业人士——他和伊万斯之间的彼此呼应不可能只是巧合，不可能只有他而一定还有伊万斯、也向中国方面传递过力邀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信息。
换言之，中国能参加1971年世乒赛，我感觉其中除了后藤钾二等日本友人的努力之外，决不能忽略国际乒联对中国问题的态度。
3，加拿大队里有一位美国教练
辞去亚乒联主席之后，后藤钾二表示：“希望将来日本和中国成为亚洲乒联的中心”。他还暗示说：“现在立即做的不是应该以中国为中心建立新的亚洲乒联，而是应该通过把过去举行过的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发展成为亚非乒乓球锦标赛的方法来掌握主导权。”
我猜测：“举办亚非邀请赛”的想法绝不仅是后藤先生个人的想法，一定和伊万斯交换过意见、并且很可能也和中国有关人士（甚至可能和中国的领导人）交换过意见和讨论过其可能性，因为世乒赛在3月28日开始之后，中国的“近台快攻”也随即开始——
3月29日，中国邀请南斯拉夫队在世乒赛后访华；
4月1日，邀请加拿大队访华；
4月2日，邀请英国队访华。
这三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和中国有外交关系（加拿大是1970年10月13日与中国建交的，是“文革”期间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只不过中英关系是代办级——邀请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队访华，好像还没有足够的勇气。
但在这个时候，我猜中国有关部门一定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纽伯格太太（Leah Neuberger）！
纽伯格太太在美国素有“乒乓小姐”之称，在全美锦标赛上曾经9次获得单打金牌、12次获得混双和双打金牌，1956年世乒赛上她获得混双金牌，这是美国乒乓球历史上最后一个世界冠军。当时，纽伯格太太是加拿大队的教练，但她所持的美国护照上，有不能前往中国的明确限制。
既然要邀请加拿大队，那么加拿大队教练自然也在受邀之列，有种说法谓当时中国外交部门拒绝给予纽伯格太太入境签证，但我想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她的特殊身份，一定让中国外交部门不能不思考类似的问题、不能不想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吧？
纽伯格太太于1992年去世，据说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乒乓外交时第一个到中国的美国人”，的确，加拿大队是比美国队提早一天走过罗湖口岸的。
总之这里的问题是：其一，如果让加拿大队访华却不让加拿大队里的美国人来，这似乎不合情理；其二，如果让一个美国人来，那么让一队美国人来呢？
我相信在1970年代的中国，不会没人这样想。
4，那一晚发生了什么？
经过无数人的描述，美国嬉皮士科恩（Glenn Cowan，1952-2004）身上充满了传奇故事。有材料证明：他在1971年4月3日曾经和中国选手梁戈亮一起练过球。
我在北大体育馆和北大医学院体育馆都见过拿着“一把抓”的自制球拍（不知道这种球拍有没有批量生产）教小孩儿打球的梁指导，他是我最景仰的乒乓球国手之一，是第一位连续在五届世锦赛上都获得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一纪录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被马琳(微博)和王皓(微博 博客)数据)超越，但此时世锦赛赛制已经改变多年），可惜我每次都忘了向他请教以下问题——
作为庄则栋的团体队友和双打搭档（他们一起获得了那届世锦赛的双打银牌），他们俩在名古屋会住在同一个房间吗？
不管他俩是否同居一室，他和庄谈起过他和科恩练球这件事（或者庄则栋目睹过这个场景）吗？
不管是否谈起过和目睹过，以当时中国队的政治氛围，和美国选手共同训练这事儿，能不在每天队里开会（当时的中国队能不每天开会吗）时引起大家的讨论或者思考吗？
不管是否议论过这件事，一个合理的推测会是：梁戈亮与科恩练球这件事，一定让庄则栋在想——既然可以一起练球，那么干点儿别的（例如送件礼物之类）不是也可以吗？
对于和外国人打交道，庄则栋毫不陌生，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远东首富”哈同是庄家的恩人（哈同送给庄家的“北京哈同花园”据说有三百多间房），庄则栋应该算是个“有海外关系”的人。由此我猜想：当梁戈亮与科恩练过球之后，庄则栋心里不但会想“我遇到美国人的话怎么办”这样的问题，而且至少有件事我认为是肯定的——
那一晚，庄则栋一定在想“怎样让自己做得比年轻的梁戈亮更好和更讲政治”这样的问题，这不但是人之常情，更应该是庄则栋这样不害怕和老外打交道、并且是队里头牌明星的人的思维逻辑。
所以，第二天再在大巴车上遇见的科恩，对于庄则栋以及中国队的其他人来说，其实已经不是“一回生”、而算“二回熟”了……
5，那一天 庄则栋的心态很轻松
4月4日是个星期天。
庄则栋此时的心态很轻松，这有两个原因——
其一，他的混双比赛结束了，他和梁丽珍的组合在三日输给了日本的非种子选手古川敏明和井上清子。这位古川选手在前一年11月和荻村伊智朗一起访问过中国（请注意：邀请日本选手访华和中国队出访瑞典等欧洲国家是同时的，两件事之间不可能没有关联），回国后古川写的这篇文章，很值得今天的人们读一读——“我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练兵乓球的，想当冠军的这种念头过去一直支配着我。这不就是没有正确地认识‘为什么打乒乓球’这个问题吗？我认为对运动员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深深理解搞体育的意义，就是端正目的、使自己在精神方面和思想方面得到锻炼。在和中国选手的接触中深切地感受到的就是：中国选手说话的态度非常谦虚，而且语气坚定。我们最缺少的品质，正是中国人所具有的品质。一种坚定的精神的、思想的支柱牢固地存在在他们身上。访问了中国，我觉得我学到了为什么打乒乓球和怎样才能具备精神威力这些重要的经验。”不管这场球是否有放水嫌疑，输给这样的对手、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很“正能量”吗？人家可是通过访华比赛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啊！
其二，庄则栋即将开始的单打比赛几乎肯定将提前结束。他在第一轮遇到的可能是一位南越选手、第二轮则很可能是一位柬埔寨选手，而按照中国代表团早就制定的原则：为了表示对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支持，遇到代表“南越反动政权”和代表“朗诺集团”的选手，中国选手是要弃权的。后来，庄则栋确实和柬埔寨的科武在第二轮相遇并且确实弃权了，当然这位科武选手不久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代表“民主柬埔寨”参加亚非邀请赛的选手了——几个月前在名古屋势不两立的敌人、几个月后成了在北京享受款待的朋友……
看来科恩是幸运的：幸运地上了这辆只开了半英里的车，幸运地遇到了心态轻松、胜负无所谓的庄则栋，幸运地遇到了很可能正希望遇到这样一件事的世界冠军，幸运地在一个缺少新闻的非比赛日成为了记者们正急着到处挖掘的新闻对象。
偶然吗？好像确实偶然，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很多偶然交汇在一起，那就不是绝对偶然、甚至包含着某种必然了——特别是在一个没有新闻的日子。
6，领袖们看到了什么？
所有的回忆文章都这样描述：毛主席和周总理密切关注着在名古屋发生的一切，尤其关注中美运动员之间发生的一切，甚至说出“庄爷爷”之类的话。
但这“一切”就是一切吗？当然不是！
这是因为，如果领袖们关注的仅仅是名古屋的比赛，那么他们就太像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成员或者广大乒乓球爱好者、而不像国家领袖了。
就乒乓球而言，我们的领袖肯定看到：除了日本的媒体外，首先是路透社、之后是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了庄则栋和科恩之间发生的故事。
但同时，领袖们肯定也看到——
在科恩回赠庄则栋礼物（对这件运动衫法新社这样表述：“运动衫上有一个标志，科恩给庄则栋讲解说，这象征着反战的美国人民的愿望。”）的那天也就是4月5日，后藤钾二在国际乒联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副主席——以国际体育组织的通常游戏规则不难推断：他当初辞去亚乒联主席、和当选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之间肯定有关，说是伊万斯和后藤之间的某种默契和“交易”并不为过。
而且后藤校长当即表示：第一，自己想为中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中去而做进一步的努力；第二，过去主席等四个领导职务全由欧洲人占据着，如今有色人种终于担任了第一副主席；第三，今后要为提高乒乓球在体育界的地位而努力，打算努力让乒乓球进入奥运会。
“让乒乓球进入奥运会”的这个想法，后藤钾二不会是第一个提出的，但考虑到一年之后蒙特利尔奥运会是在加拿大举行、与中国建交的加拿大拒绝“中华民国”以“中国”名义参赛等情况，这一想法的提出显然对中国相当有诱惑力。
我相信：我们睿智的高瞻远瞩的领袖们，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西湖织锦和运动衫的交换，一定也关心后藤的上述三点表态——设身处地地想，其中每一点不都说到领袖们心坎儿里了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认为领袖们眼里只有庄则栋和他新交的美国朋友，也要想到英国的和日本的朋友伊万斯与后藤钾二；我们永远不能相信只是一件事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要寻找一连串事情对一个重大事件的影响。
我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是在观察了所有发生的一切之后，才在4月6日晚上做出了那个改变历史的重大决策——邀请美国队访华。
正是因为4月6日这个日子如此重要，所以它才是“世界乒乓球日”的最佳选项。
7，对峙的“乒乓外交”
这种情景一定是我们的领袖们最愿意看到的：
共同社——“始终以中国代表团为话题的这次世乒赛，在最后的一天也就是七日，终于又传来了一条特大新闻。”
合众社——“外务省的官员认为这个邀请意义重大，他们一方面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前景表示欢迎，同时担心中国人可能绕过日本，从而证实据说周恩来总理今年三月在北京会见前外务相藤山爱一郎时说的一句话：中美关系的发展速度可能超过日本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
路透社——“在听到北京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的消息后兴高采烈的美国企业家和银行家们今天表示，他们希望两国之间发展贸易。一个美国银行家在听到那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是会打乒乓球就好了。’”
美联社——“在克莱斯勒公司人事部工作的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说：‘也许我还能推销几辆克莱斯勒汽车。’”
美国队的受邀访华，其影响力迅速超过了此前中国依次对加拿大和英国发出的邀请，但是在所有我们已经很熟悉的故事里，有没有我们忽略的呢？
当然有——
当时应邀访华的除了上述三个北美和欧洲的西方国家球队之外，还有哥伦比亚和尼日利亚队，无疑具有南美洲和非洲的代表性。其中只有四名成员的尼日利亚队的来访几乎可以说是“截和”的结果——在美国队飞抵北京的那天也就是4月10日，尼日利亚队却从台北飞到了香港，他们原来是去参加预定在11日开幕的台北邀请赛的，但考虑到尼日利亚已经在二月十日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尼日利亚队在最后时刻决定去中国大陆，几乎同时决定退出这一比赛的还有泰国队和菲律宾队，到比赛开幕那天，新加坡也退出了，参赛的客队只剩下了印度尼西亚、伊朗和柬埔寨（即“朗诺集团”）。
台湾方面原来是准备在世乒赛后举行一个规模盛大的乒乓球邀请赛的，“乒乓外交”的结果，导致这一赛事几乎流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是这样判定事情的本质：
这不是中国大陆单方面的“乒乓外交”，而是海峡两岸互相对峙着的“乒乓外交”，就像尼日利亚队和后来的澳大利亚队（大洋洲的代表）那样，如果美国队不应邀访问中国大陆的话，他们几乎肯定会应邀到台湾参赛！
8，一群美国人在北京
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是在4月10日10点18分通过罗湖口岸的，第二天，几位美国记者也来到了中国——
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记者是《体育画报》的D•迈尔斯，他是作为代表团官员入境的。这个人和中国乒乓球有着密切的关系——2010年当他以85岁高龄去世时，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他曾在1948年世乒赛上获得混双金牌，在1945到1962年间十次获得全美锦标赛的单打金牌。在1959年世乒赛的男单半决赛中，他遇到了中国选手容国团，前三局2比1领先，第四局也曾经打到12比8，却因为患得患失被容国团逆转，从而造就了中国的第一位世界冠军。法新社在报道美国人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早晨时说：“迈尔斯是球队里唯一一个知道他们散步的地方叫‘天安门广场’的人。”
现在想来：容国团创造历史的那一次、正是迈尔斯距离单打世界冠军最近的一次！
还有一位美国记者是约翰•罗德里克，他早在1945年就担任美联社驻中国记者，多次到访过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56年任香港分社社长，1959年起任常驻东京，1971年，他凭借对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消息的报道，获得美联社“中国报道总编奖”和“全国头条新闻奖”。1979年担任美联社北京分社首任社长。
不过罗德里克的报道，总设法在卖弄他和周总理的私人友谊（诸如“精神明显地像在中共的窑洞首都延安那样的精神；二十五年前，我曾作为记者在那里工作和居住。如果说有任何变化的话，我们碰到的共产党人比当时更为坦率，更加直言不讳。”之类），而中国记者写出的文章又过分官样，因此共同社记者的报道就显得弥足珍贵了，例如我们熟悉的这个故事——
“十九岁的格伦•科恩问总理：‘你对美国的颓废派运动怎么看？’周恩来客气地盯着科恩看了一眼——科恩的披头散发说明了他对颓废派文化的兴趣。周恩来说，‘世界的青年现在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你们的人民的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在寻求真理的时候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在年青的时候就曾经想试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因此，我们是理解青年的想法的。从所有到中国来访问过的青年身上，我们都看到有这种情况。’周恩来说，‘如果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哥伦比亚女运动员们说，她们身材矮小对她们打乒乓球有影响，这时周恩来回答说，‘起作用的是人，不是个子大小’”。
这段文字的有名，除了因为科恩之外，我还有这样一个联想：若干年后在张燮林教练将邓亚萍塑造成超级明星时，会不会偶尔想到总理的这句话呢？对于这句话，张老即使不是亲耳聆听者、也定是感同身受者。
9，能找到一个打乒乓球的人吗？
关于“乒乓外交”在美国和日本产生的反响，人们已经比较熟悉了，而比较陌生的则是美国队访华造成的第一波连锁反应——
4月13日，德新社披露了奥地利和中国正在进行建交谈判的消息，法新社随即指出：让奥地利外交部长感到高兴的是，在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到中国进行目前这次访问之前，建交会谈就已经开始了。
菲律宾外长、老资格外交家罗慕洛发表评论称：“由炮舰外交转到乒乓球外交，是令人欢迎的一种变化，希望那两个国家本着公正的精神和根据国际准则来进行这种比赛。”
4月18日，澳大利亚乒乓球队决定访华，美联社说：“继美国开辟了通向北京的乒乓之路之后，澳大利亚乒乓球队取消了计划中的国民党中国之行”——他们是第六支访华的外国乒乓球队。
尼克松总统在第一时间接见了访华归来的美国乒乓球队，表示将像周恩来那样接见可能会访问美国的中国乒乓球选手，美联社还特意报道称：“今天获悉，尼克松已经试着玩乒乓球，并且很自然地采用了中国式的直握拍法。”
伊朗虽然派队参加了台北邀请赛，但是国王的妹妹却同时来到中国，巴列维国王虽然对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说，这两件事只是偶然的巧合，但这话不能全信，因为随后不久，伊朗不但成为中国的铁杆拥护者，而且是推动中国进入亚洲体坛乃至国际体坛的那股力量的带头大哥之一。
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来自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标题是《能找到一个打兵乓球的人吗？》：
“中央情报局是很少被搞得措手不及的，但当前几天中国邀请美国派一个乒乓球队访问北京时，中情局却发现自己的组织中没有可以派去进行这次访问的冠军乒乓球运动员。在上星期六美国乒乓球队动身前往北京之前，中情局官员曾拼命想找这样一个人去。
为此，中情局慌忙决定实行一项关于乒乓球方面的应急计划，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中央情报局就设在那里）的邻居说：他们看到一卡车又一卡车的乒乓球台被运进大门。他们说，他们晚上不能入睡，因为在中央情报局体育馆里的乒乓球台上打来打去的成千个乒乓球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吵人得很。
最终，中情局没能找出一个乒乓球打得好的人，其官员沮丧地说：‘不幸，我们的人员中大多数人是玩高尔夫球的，也有一些打网球的，还有少数人玩曲棍球。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招收乒乓球运动员。’”
10，他们眼里的中国
世界各国的媒体都在报道，访问过中国的这些人对中国留下的印象是：
路透社：那里“人口虽然很多，但城市却很清洁，环境非常优美，树木很多、非常安静”；
共同社：在中国，“衣食住及教育费只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了，让人听后感到很羡慕”；
美联社：“许多人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但是没有人穿得破破烂烂或者衣不蔽体。中国人显然是健康的。我没有看到虚胖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国家，大多数人的气色都是健康的”；
法新社：“澳大利亚乒乓球队队长约翰•杰克逊博士对记者们说，他感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之一”；
《时代》周刊：“起初，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上一样。总的来说很穷，但是绝对没有痛苦和饥饿。我所得的印象是，这是一个非常团结、非常强大、不是靠警察或者强迫实行纪律而是靠真正的信念维持的国家。在那里看不到乞丐，看不到痛苦”；
《产经新闻》注意到：乒乓球改变着“美国国民的中国观”——“美国举国上下出现了一个‘了解中国’的运动，美国人以前的中国观彻底崩溃了。与此同时出现的，是把日本看做‘坏蛋’的强烈倾向。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在上海的大轰炸、在满洲的横行霸道等等，不一而足。很多美国人第一次知道了日本以前干了什么坏事。美国国民的这种意识结构的巨大变化可能会给今后的美中和日美关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几乎所有媒体都在说着像埃德加•斯诺在见过毛泽东之后说过的那种话——
“毛泽东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握着政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
在中国，人们偶尔也有一些担心的事，但这不是食品价格上涨、医药费用和税收增加引起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借债和典当，不必担心折磨着他们父母的饥饿和贫困。人们不必因这样的消息而感到担心：犯罪行为、经济危机、污辱、种族骚乱、婚外恋、吸毒、腐败行为、对富人的阶级性的妒忌等等。”
读过这些报道之后，我的感觉是：我们今天越来越向往的那种自然环境、人际关系和社会状况，却是四十多年前外国记者笔下的中国……
11，乒乓球比足球火
如果说第一波乒乓热潮的焦点集中在中美的国家关系上，那么第二波的反馈就更具有乒乓球本身的意义和文化层面上的意义——
金庸办的香港《明报》说：“中共参加世乒赛的六十人代表团，于比赛完毕之后，分成两批，先后在香港作了多场表演，使得香港陷于一片乒乓球热潮之中，即使是最反共的人，也禁不住守在电视机前，欣赏那出神入化的优秀球技。这次的乒乓狂潮之热烈，即使是不久前巴西足球队访港时所形成的足球热潮，也远有不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
《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美国乒乓代表团回美国后，不论乒乓球员，或是体育用品供应商等，都感到沾上光彩，喜形于色。纽约第十八街附近百老汇867号的派拉根商店，是本市有名的一间体育用具供应公司，它的经理韦伯，这几天正忙得不可开交，他说‘记者整天来采访我。啊，生意实在好！’
美国乒乓球在一些大学校园也掀起非常高的热潮，学生们对北京的增进友好关系展开讨论，谈得很热烈。上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涌进费里斯布思大礼堂地下室去打乒乓热，不打的人也看得很起劲。”
《朝日新闻》报道：“美国乒乓代表团访问中国后，不仅在美国国内掀起一个空前的乒乓热，和人人谈论乒乓、谈论中国的风气，现在，一首《乒乓之歌》又在美国流行起来，由访问中国的乒乓选手乔治•布雷斯韦特和几名青年歌手合唱。”
这种中国热和乒乓热的结果是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形：美联社报道，“哈里斯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现在已改变态度，转而赞成联合国接纳共产党中国——百分之四十八赞成，百分之二十七反对，剩下百分之二十五未表示态度。在一九六八年选举以后不久，民意测验结果是百分之五十四反对，百分之三十二赞成，在一九六四年，民意测验结果是百分之七十三反对，百分之十赞成。哈里斯把这称为‘近来美国态度表现出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
而《台湾日报》则写道：“自从美国乒乓球进入大陆，接着中共乒乓球又来香港表演，这一月中间，反共的中国人在香港又经历了一次炎凉世态，好似重历了一九四九年大陆弃守时的情况。”
12，高潮
仅就“乒乓外交”的中美关系定义而言，其“第一高潮”出现在1971年7月16日、尼克松总统戏剧性地宣布将访问中国之际，但在此之前，另外一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快速升级，也是值得予以注意的，例如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宣布访华一事，就被《朝日新闻》评价说：“苏联营垒的党的最高领袖访问中国，是中苏关系恶化以来绝无仅有的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的乒乓球外交在东欧掀起的第一个波浪。”
根据美联社和合众社对那一天的报道，我们能大体勾画出那一天的故事：尼克松发表前所未有的对华政策讲话之前，他吃了蟹脚、喝了四十美元一瓶的酒。在广播室讲完话后，他博得了人们的掌声。这时先是有人问他：“你会打乒乓球吗？”尼克松笑着回答说，“不会，从来没有玩过。”然后又有人问他是否要去一家中国饭馆用晚餐。他回答说：“这个意见很好，我喜欢吃这种饭菜”。“对尼克松来说，这确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他自当总统以来，这是最高兴的一个晚上……”
中美“乒乓外交”的第二高潮，是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在他的专机从檀香山起飞的那个晚上，《纽约时报》记者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报道——
“去年以几场轻量级的乒乓球赛为开端的比赛，今晚成为一场非常认真的围棋比赛。尼克松先生、毛先生和周先生不论是取得谅解还是出现分歧，都将参加显示智慧和谋算的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比赛，在全球性棋盘上下子占地盘，先占据他们能占的地盘，同时企图包围对方的阵地。中国人十多年来一直在用下围棋的手法对付俄国人，懂得下围棋的日本人现在也参加了多边的竞赛。世界将不会马上了解这盘棋本身。”
中美“乒乓外交”的第三高潮，是1972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对美国的回访，它再次在美国掀起了乒乓球热潮，这方面的内容实在太多了——
美国政府没有为这次访问的经费买单，使得美国主办方不能不考虑收支平衡问题、从而没有在中国队所到的每个城市都安排最大的体育馆进行表演。但当看到一万多座位的体育馆（NBA底特律活塞队和NHL底特律红翼队当时的主场、底特律的科博体育馆）门票销售一空、《毛主席语录》成为畅销书、中医和针刺麻醉风靡一时、学习中文成为时尚……等等情景之后，斯廷霍文深感自己太不会做生意了，这时这位美国乒协主席已经当上国际乒联副主席了，这位仁兄虽然在克莱斯勒公司工作，但他是一个“人力资源干部”，在市场营销方面显然是个“二把刀”！
13，不是只有一个“乒乓外交”
我在这组文字中最想要说的一个核心想法就是：并非只有一个“乒乓外交”。
或者说：“乒乓外交”的常见词义是关于中美关系的，但他的引申义里，则有各式各样的“乒乓外交”。
在中美“乒乓外交”之后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971年11月3日到14日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对于这一赛事有多少国家和地区参赛，我收集到三个数字：47个、49个、51个——“47”是新华社10月23日通稿里提供的数字；“49”是《中国体育年鉴》里的数字；“51”则最早见诸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读卖新闻》有点儿酸溜溜地谈到：参加亚非邀请赛的国家和地区有51个，而名古屋世乒赛不过57个，“作为国际比赛来说，没有一个白人参加，亚非小国不用担心受怕，可以说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反对阿尔巴尼亚驱蒋提案的达荷美、冈比亚、利比里亚等国也大大方方地参加比赛，这也表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
德新社则指出：“中国的新闻工具对于有亚非地区五十一个国家参加的这次比赛用的篇幅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要多得多。中国慷慨解囊以确保这次友谊赛获得成功。此间人士说，这次比赛的组织委员会已付出了包括到北京的飞机票在内的一切费用，并且为在北京包租的两座饭店中的住宿付费。中国事实上已把它的乒乓外交扩展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在“扩展的乒乓外交”中，有这样几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首先是印巴关系。
在1962年的边界战争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印度团体是乒乓球队，在他们到访的同时，一个由布托总统率领的巴基斯坦高级代表团也在中国进行访问。
其次是同时举行的几项乒乓球赛事。
在亚非邀请赛举行的同时，中断五年的法国国际邀请赛在巴黎举行，也在几乎同时，在诺维萨德举行了南斯拉夫国际乒乓球邀请赛——乒乓球几乎在一夜间成为世界上的热门运动。
再次是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1971年，一共有16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与中国建国的国家数量最多的一年。
亚非邀请赛期间，日本观察家提出了一个新说法：“乒乓外交的总结大会”。
但很快他们将发现——这个结论下得太过匆忙了，“乒乓外交”的连台好戏还将继续上演。
14，“第二世界”
除了中美关系之外，“乒乓外交”在改善中国与西方“第二世界”的关系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1年春天，澳大利亚队在最后时刻改变了前往台北的原计划、踏上了前往北京的航班，这只是一个五人组成的微型代表团。随后中澳两国加快了接近的步伐，并且在一年以后建立了外交关系。
几个重要的欧洲国家，开始急于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德国的媒体焦虑地谈到：“华盛顿的对华政策越是成形，在这一世界政治的事例上也就越明显地表现出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处理东西方关系方面差距有多么大。”
中国乒乓球队到达意大利和同意大利乒乓球队进行比赛时，电视台第一次转播了乒乓球比赛。佛罗伦萨(官方微博 数据)的《民族报》在第一版以《乒乓球在中国人和意大利人之间激起热情》为题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意大利乒乓球协会主席高兴地说：“我们对此感到特别高兴，这首先是因为，这次访问表明了体育作为人民之间了解和友谊的手段的意义，另外，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的比赛一定会成为乒乓球运动在意大利传播的良好开端。”
在1971年年底，“乒乓外交”的热潮席卷了英伦三岛，中国乒乓球队在到访之前，伊丽莎白女王向英格兰乒协转达了希望中国队的访问取得成功的良好祝愿，安妮公主接见了访英的中国代表团。而最后的高潮出现在12月14日，希思首相以下午茶的方式接待了中国乒乓球队，他祝贺英、中两国球队比赛成功，并且指出，中国乒乓球队的访问将加强英、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他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使我非常高兴。”
这以后不久，中国和英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乒乓外交”开始的1970年底到高潮的1973年间，一共有12个欧洲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依次是意大利、圣马力诺、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卢森堡和西班牙，而在这之前六年间和之后六年间，则没有一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建交。此外，中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外交关系，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在此期间，和很多国家建交的序曲，都是从中国乒乓球队的出访、或者外国乒乓球队的来访开始的。
由此不难导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与欧洲关系得到的根本改善，也是“乒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绝不逊色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15，两个对立的“亚锦赛”
1971年底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是亚乒联的分裂——
日本乒协理事会做出决定，退出了亚洲乒联来组织包括中国在内的另一个地区性组织。与此同时，为了挽救1952年成立的亚乒联，亚乒联在曼谷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会上通过了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国印度提出的一项议案，使台湾失去了会员资格。
但即使取消了台湾的会员资格，旧的亚乒联仍然走到了尽头：1972年9月2日到13日，在北京举行了新的亚乒联盟主办的第一届亚洲锦标赛，参赛的国家和地区达到31个；两个月之后，印尼组委会宣布，将会有9个国家参加旧亚乒联举行的第十一届亚锦赛，但到12月初这个比赛开幕的时候，东道主尴尬地发现——即使在取消台湾会籍的情况下，前来参赛的也只有五个代表团，即南越、南朝鲜、柬埔寨（指“朗诺集团”）、新西兰和印度尼西亚，而且其中好几个国家只派出了三五个选手作为点缀。
在旧亚乒联崩盘的过程中，有几个国家的动作尤其引人注目——
当菲律宾乒乓球队前往北京参加亚乒赛的时候，马科斯总统明确表示了谋求改善菲中关系的意愿，这被合众社称为“乒乓外交的最新篇章”；
澳大利亚一直是亚乒联的成员，尤其与旧亚乒联的东道主印度尼西亚关系良好，但在工党赢得大选后，急于和北京建交的新政府取消了去雅加达的计划；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采取了现实的立场，决定不再参加旧亚乒联的各项活动，马来西亚乒协主席曾永森很快就成为新的以北京为基地的亚乒联盟副主席，他表示说，“人们可以正确地判断体育和政治不可分割的时间已经到来”，“旧的亚乒联肯定要垮台，被新的亚乒联所取代”；
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以印度尼西亚为首的旧亚乒联，在1972年12月提出了两个亚乒联合并的建议，但一个月之后该建议被拒绝。
又过了一个月，旧亚乒联的缔造者印度决定参加新亚乒联，这标志着：亚洲乒坛的一页被彻底翻过。
16，从“人质外交”到“乒乓外交”
发生在1972年的“乒乓外交”故事里，最精彩的一笔是中国和泰国之间的“乒乓外交”——
五十年代，泰国新闻界泰斗乃讪担任泰国政府的最高顾问，也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反共总策划。当时，贫穷的泰国依赖美国经济援助，前提是不准泰国与新中国交往。
1954年，乃讪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有感于周恩来总理的翩翩风度，对新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于是建议銮披汶总理与中国进行秘密接触。万隆会议后，乃讪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和亲”、“人质”文化之后，决定把自己的一对儿女交给周恩来，作为泰国的“人质”，以显示对中国的诚意和留下今后改善泰中关系的伏笔。
这对兄妹秘密入境之后，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就读于中国学校，并且取了中国名字常怀和常媛。六十年代后期，泰国政局的动荡使乃讪受到囚禁，而常氏兄妹则在“文革”中有很多戏剧化的遭遇，最后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哥哥常怀被遣返回国、妹妹常媛出走英国。
1972年，泰国政府决心把握住“乒乓外交”之后出现的时机，常媛秘密地从英国回到中国并且见到了周恩来总理，讨论了发展中泰关系的策略。
于是，并非新的亚乒联成员的泰国，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亚锦赛。对此路透社惊讶地评价道：“泰国已决定在乒乓球桌上同北京建立第一次正式接触。”
但实际上，这些“桌上”的接触全是在“桌下”运筹帷幄的结果——时任泰国全国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业署副主任的泰籍华人巴实•干乍那越，以泰国乒乓球队顾问的身份来到北京，常媛记载说：“他一下飞机，就被我、我哥哥和周总理所派的人员接走，与周总理商谈中泰两国建交事项，我们也成了‘乒乓外交’的一部分。泰国乒乓球队这次历史性的访问，从安排到会见，都是由常家和周总理密切配合的成果，给我父亲带来了无限的幸福感。”
与泰国关系的率先改善，带动了中国与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1974年和1975年，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建交，其中有这样一个规律：建交之前，这些国家的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建交之后，中国乒乓球队访问这些国家——仿佛来访是关系改善的前奏、回访是关系升级的结果。
17，拉丁美洲
墨西哥以南的拉丁美洲，一向被视为美国的“后院”，在“乒乓外交”之前，中国在那里只有一个朋友：唯一有外交关系的古巴。
直到1970年12月，当“乒乓外交”开始赛前练习的时候，中国在拉美才有了第二个朋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智利。
1971年9月，与拉美国家进行的“乒乓外交”发出了第一个球：中国乒乓球队出访智利和古巴，在圣地亚哥，阿连德总统观看了乒乓球比赛。
对拉美“乒乓外交”决定性的一幕、恰好是最不受人们关注的一幕：1972年访问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乒乓球队，第三个目的地是墨西哥、它是最重要的拉美国家之一，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殷勤地陪着中国队一起到了墨西哥城。而在墨西哥的访问结束后，中国队又在原计划之外增加了一站行程：秘鲁。
以乒乓球为先导、中国在拉美的积极活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观察道：“在整个拉丁美洲，中国人因为希望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已经从在宣传上支持当地暴动的政策，改为支持中小国家反对大国的政策。”
建交之后就派一支乒乓球队出访，这成为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定式，于是在1973年11月，中国队又访问了阿根廷、牙买加和圭亚那三个新建交的国家，并且临时增加了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似乎还是那个特点：来访是关系改善的前奏、回访是关系升级的结果。
18，A-A-A
那是一个中国“体育外交”最活跃的时期，美联社就曾纪录下这种情况：“中国的体操队正在加拿大，一个乒乓球队在马来西亚，一个足球队正在北朝鲜，一个垒球队在坦桑尼亚进行表演。回头看中国，一个巴基斯坦足球队上星期日晚当着十万观众同中国队进行比赛，一个美国游泳队已离开长沙前往上海，一个美国篮球队在中国进行类似的访问……”
值得一提的是：访华的这支美国游泳队是继乒乓球之后第二支访华的美国运动队，他们既是为友好而来、也是为“显示肌肉”而来——其中包括五位奥运会冠军，其中最有名的是在美国女性体育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空军上校米基•金，她在28岁时获得奥运会女子三米板金牌，是密歇根大学出身的两位游泳名人之一、另一位是菲尔普斯。
“乒乓外交”最盛大场面，是1973年8月25日到9月6日的亚非拉友好邀请赛——
路透社认为：这是“乒乓外交”规模最大和最雄心勃勃的活动，“是北京在过去两年中的第四次乒乓球盛会，虽然体育在其它国家可能成为大买卖，可是在中国，它却是大政治。”
一共有86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名运动会参加了这次盛会，法新社记者目睹着“A-A-A”的赛会徽记（Asian-African-American）感慨道：这是“‘乒乓外交’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场面。”
壮观场面的收获之一是中国外交的突破：除了前面谈到的15个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国家之外，在“乒乓外交”活跃期、也就是1970年11月到1973年9月期间，还有7个亚洲国家、10个非洲国家和6个拉丁美洲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1970年11月之前，中国与53个国家有外交关系，但是到了1973年9月，中国又增加了很多有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其中1972年增加的最多、一共有21个，这一年也因此成为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最突飞猛进的一年……
19，“乒乓外交”的辐射
就乒乓球运动本身而言，“乒乓外交”带给这项运动的深远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乒乓球运动的全球化。
“乒乓外交”开始时，国际乒联的会员不到一百个，但显然是由于亚非邀请赛和亚非拉邀请赛的缘故，乒乓球迅速在世界上普及开来，目前国际乒联一共有218个成员，超过了国际篮联（215）、国际田联（212）、国际足联（209）、国际泳联(微博)（208）、国际网联（206）和国际奥委会（206）的成员数量，仅次于拥有227个成员的国际排联。
就运动本身的观赏性而言，乒乓球似乎和上述项目相比有所欠缺，但这绝不能说乒乓球是一个缺乏影响力的体育项目。恰恰相反，主要由于“乒乓外交”的缘故，乒乓球运动在1970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跃进式发展并且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项目，进而成为萨马兰奇时代奥运会项目扩军后的第一个受益者。
其次，乒乓球运动中的中国符号和中国影响。
以今天的价值观看，大约二十年前威胁中国乒乓球优势地位的“海外兵团”现象，其实在一个侧面体现着中国体育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那以后，乒乓球运动中包含着鲜明的中国符号、中国影响更无处不在。
这种影响力最直接地体现在优秀选手的层面，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参加伦敦奥运会女子团体比赛的49名选手中，除了代表中国和中国香港的6位选手外，还有另外近20位选手是出生在中国或者其父母出生在中国的，而其他半数选手里，也有不少人或参加过中国的乒乓球联赛、或受益于中国教练。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善于打乒乓球的中国人”，这是从“乒乓外交”开始中国留给世界的印象，在这项需要动作敏捷、技巧娴熟、聪明智慧的运动中，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古典痕迹和现代烙印。
因此，对于乒乓球这项能够代表我们的民族文化、能够辐射我们国家影响力的运动，我们应该怀着多一分敬意，大可不必有妄自菲薄之想——我们有很多理由为此骄傲，却没有任何自卑的必要。
20，改名
如前所述，“乒乓外交”的高潮远远不是尼克松在白宫接见中国代表团的那一次，而是1973年9月的亚非拉邀请赛——在蔡振华把精力放在足球之前的2010年，他曾经向媒体透露：中国乒协“拟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再次发起主办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目的是在更大范围内扩大乒乓球运动的影响力。”
但是这个动议，看起来是因为“国家有关部门”并未给予有力的支持，而再也不见诸报端……
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纯粹个人的认识：和我们以往更愿意按照美国人的理念、把“乒乓外交”仅仅理解为中美关系的一个事件那样，我们在今天似乎更急于在西方文化主导的那些体育项目上获得自己的存在感，似乎在国家日益强大的今天、我们反而更怀疑自己在体育方面过去的那些成就了——我们好像宁愿拿我们擅长的那些体育运动的成绩、去换取那些我们过去不擅长的运动成绩。
于是4月6日作为第一个“乒乓球日”变得无声无息，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忘记历史的数典忘祖。
“乒乓外交”的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1976年10月3日，新华社消息：
“参加第三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在北京组成，他们表示，一定要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志，遵照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体育路线，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他们决心在第三届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中，认真贯彻执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为增进亚非拉各国和各地区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为促进亚非拉三大洲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和前两届亚非拉邀请赛一样，在墨西哥举行的这届比赛，也设置了男女少年单打的比赛。代表中国参加男子少年比赛的、是一个叫蔡正华的英俊少年。
1981年4月，在“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诞生后，即将参加第三十六届世乒赛的那位英俊少年，做了或许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蔡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