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日报：外援戳痛伪职业硬伤

外援的伤病是一个定时炸弹、俱乐部与外援之间彼此不信任、外援身价虚高、经纪人扰乱市场……在前三期的专题里，本报从多个角度披露了CBA的外援之殇。可以说CBA发展至今，没有什么比外援问题更能集中凸显联赛在职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体制管理滞后和急功近利思维。

外援之殇，尽管确有很多客观因素的掣肘，但究其根源仍是体制之殇。在CBA外援越来越大牌，外援市场蛋糕越做越大，缓慢甚至有时会倒退的制度建设和改革，使得联赛根本无法做到规范市场，改善竞争环境，真正让外援为我所用，促进联赛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策划/何杰刘爱琳 撰文/本报记者谢晓波

体制之殇 带来的恶果

CBA联赛今年迈入第18个年头，从最初的各俱乐部自己挑选外援，到篮协组织统一选秀，再到重新下放引援权利和放开引援限制，从大方向来看，联赛似乎走过一条求索之路，坚定了改革的步伐和长远发展的决心。

然而仔细深究并非如此。每个赛季，篮协和各俱乐部都要探讨甚至是重新修订外援政策，其实质绝非解决市场化过程出现的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充斥着粗暴的行政指令和蛮横的利益争夺，这显示出CBA在对待外援问题上是仍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处于徘徊、挣扎的困境之中，缺乏改革的决心。

体制之殇首当其冲便是引援制度的不健全。开放引援不等于任其无序发展，CBA缺乏严谨的引援监管程序、规范的合同制度，外援薪金无法透明化，以及篮协对各俱乐部、经纪人及相关利益群体缺乏管理制约，造成联赛和俱乐部成本的过快增长，恶性抬价竞争充斥市场，外援素质严重良莠不齐。

在这种背景下，CBA各俱乐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到上岸的路就只好随波逐流，不断掏腰包投身恶性的军备竞赛之中，花了冤枉钱还得被扣上急功近利的大帽。“虽然确实有这种心态，但外援就那么多，市场又那么乱，不舍得花钱根本没法竞争。” 一位俱乐部老总向记者感叹道，“有的俱乐部不光给外援高工资，还让其住五星级酒店，配备专车、厨师和助理，还要花钱讨好经纪人。说俱乐部急功近利，其实在外援问题上，俱乐部本身就是弱势群体。”

目前，尽管一些俱乐部为了节约开支，挑到更好的外援，尝试越过经纪人通过多种渠道去选援，但这种尝试很少有成功的例子，外援的引进始终无法纳入正规有序的渠道。

中超比CBA 走得更远

当CBA呈现出各种乱象、弊病和误区之时，很多人喜欢把其拿来与中国另一大号称职业的联赛中超相比。不得不说，尽管中国足球臭名远扬，但起步更早，经验教训更多的中超，在职业化和市场化的探索上走得更远。

与CBA相似，外援问题也是困扰中超已久的一大心病。早期曾有经纪人向某俱乐部推荐一位黑人球员，并提供球员的比赛录像，结果该俱乐部看中该球员的能力，花大价钱将其引进，但来到中国的却非录像中人，而是与此人外形相像的另一名球员，能力相差甚远。

不过近几年，中超外援整体素质明显跃升，甚至吸引到德罗巴(微博)这样的世界级球星加盟，除了像恒大这样的资本大鳄一掷千金的因素外，与外援市场、经纪人制度、合同制度等渐趋规范也有很大关系。

“中超的经纪人数量不少，资源也较多，他们都必须是足协认可的持牌经纪人，虽然也有抽水和哄抬价格的现象，但引援要完全按照国际足联、亚足联和中国足协的章程来操作，相关的监管力度比较严格。”一位足坛圈内人士告诉记者。

这位人士认为，中超已经建立起相对健全的转会机制，并早已与国际足坛实现对接，还培育了李育红、温家庆等口碑非常好的一批老牌经纪人，以及一些熟悉国际市场和转会操作的职业经理人，这远远走在了CBA的前面。

当然一个客观现实是，可供中超俱乐部选择的球员遍及亚、欧、美、非、澳五大洲。而对于CBA各俱乐部来说，基本只有美国输出的球员可供挑选，还得与欧洲、韩国和菲律宾等联赛争抢，再加上国际篮联没有像足坛那样建立起较为健全的全球转会体系，CBA俱乐部很难像恒大那样，老总和教练满世界飞到处选援。

欠缺一份规范的合同

即便有客观因素的限制，CBA还是可以对外援资源实行更科学合理的配置，可是体制的落后和规范的缺失，让改革无从下手。

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CBA并没有类似NBA(微博)和国际足坛的自由转会制度，近几年零星的转会也不过是“封闭世界的流动”。尽管外援都是“自由身”，但国内球员很难流动，造成了大多数俱乐部提升实力唯有引进强力外援这一条路。偏偏在外援引进上，联赛管理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任由市场恶性发展。

“博斯曼法案”等世界职业体育史上的先例早已证明，只有球员流通频繁，暴露出的问题多了，球员交易操作和合同规范才可能更完善。CBA的转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导致一切无法真正规范起来，让俱乐部陷入被动。

国内某足球名记在解析中超和CBA引援机制上的区别时分析道：“最直接的体现是中超的外援通常合同一签数年，而且有相应的奖惩和解约条款，主导权在俱乐部手中，而CBA的外援只是一年一签，俱乐部有心约束外援也非常难。”

2008年，CBA曾出现过前云南红河俱乐部的外援嘉伯落跑事件，这暴露出一些CBA的外援合同并不具备多少法律约束力。栽的跟头多了，如今一些俱乐部的合同里已细化到如因伤不能上场该如何结算工资的程度，但仍然很难约束外援。某俱乐部总经理向记者透露，逾半数CBA俱乐部跟外援签的合同都很简单。

这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现今的CBA，职业经理人仍是稀缺动物，大多数俱乐部的掌舵者是老板或其亲信或球员出身，像恒大俱乐部董事长刘永灼这样有工商管理和企业高管履历的老总少之又少。随姚明在NBA浸淫多年的“姚之队”或许可(微博)列入此类，但今年也出现签下阿里纳斯的败笔。

联赛管理者难辞其咎

随着“大将军”的首演6分钟即将成为他在CBA的绝唱，青岛、江苏、浙江等队陆续更换外援，以及麦蒂无法带队求得一胜，CBA外援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外援问题出现时，联赛管理者和多数俱乐部的态度就是一个字——“限”。限制上场时间、限薪，甚至这两年还有取消外援的呼声，这些措施或者呼吁要么是简单粗暴，出发点不对，要么不具有可操作性，真正应该改革之处不断被回避。

有感于今年外援价格虚高，俱乐部不断被坑，一位俱乐部老总呼吁道：“希望联赛主管单位能制定一些明确条文，并且是真正可执行和具有监管效用的规定，同时把经纪人市场培育出来，让外援市场更加健全。”

就拿经纪人来说，多年前就曾有俱乐部建议，除签署外援合同外，还应再附加一份与经纪人的相关合同，里面须明确中、外双方经纪人的协调责任，但得不到篮协和一些俱乐部的响应。

事实上，在外援对联赛品牌、竞争力的提升已起到难以替代作用的今天，篮协仍然纠结在外援对联赛的发展是利是弊，能不能帮助本土球员成长等问题。但很明显，国内球员青黄不接的根本原因不在外援，而是青训体系的荒废。试想，还是“菜鸟”的王哲林就让福建的外援成了“绿叶”，如果有CBA更多的王哲林，还用担心外援挤压本土球员发展空间吗？

归根结底，已经进入“成年阶段”的CBA联赛，确实在职业化和市场化的道路上迈开步伐，但联赛管理者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适应市场发展的新机制无法构建，联赛就只能说是“伪职业化”，恐怕很长一段时间内，外援问题仍将是困扰CBA的一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