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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接见了志丹校园足球队，高光之下，志丹足球的硬件是否能从当初的窘迫中解脱？是否启迪了志丹县对足球功能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是否让足球成为这座小县城精神乃至信仰的图腾？2014年12月25日，时隔9个月后，本报记者再次进入只有14.5万人的志丹县城进行走访，试图拉直上述三大问号。
某种程度上，志丹足球体现出的冷热不均，也是即将过去的2014年中，中国足球的缩影。高层热情地关注足球，民众重拾足球热情，但问题在于，中间的执行层面，能有多少切实支持与政策扶助？ ■专题图文/记者肖良志(微博)陕西志丹报道
高光之后足球被当地政府迅速遗忘
志丹县画了三张饼
在习主席接见志丹校园足球队后，出于政治敏感，志丹领导班子曾经把校园足球定义为“志丹县靓丽的名片”。5月8日，志丹县委、县政府联合出台了一份加强足球工作的意见，确立了发展足球重要的地位。
以丁常宝为首的志丹足协对这份意见如获至宝。这份被他们誉为“美好蓝图”的政府红头文件中，明确了要解决志丹足球最为头疼的三大难题：1、建造足球训练基地，满足日常集训、比赛等；2、每年划拨专项资金300万，用于校园足球的建设与发展；3、成立专门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具体负责、规划志丹足球。
过去10年，为了这样的目标和梦想，丁常宝和自己伙伴们鞠着躬，四处拜码头，求爷爷告奶奶。他们曾用尽各种方式，希望县委、县政府领导们能重视一下足球这样的公益事业，多做一些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即使做出了阑干拍遍、杜鹃啼血的努力，也不如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政府的一个红头文件来得实在。
所以，当这份文件在一种特殊的机遇里出世时，一群三四十岁的大老爷们哭成了泪人，他们终于看到志丹足球腾飞的希望。有了基地，所有的孩子就不用到各个学校去打游击；有了资金，就可以请来高水平的教练员，让孩子们的技能得以提升；有了足球管理机构，就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就可以让几名没有工作但长期义务教孩子踢球的教练能够得到聘任，真正享受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资。
这份红头文件的内容，就像当初习主席接见志丹的娃娃们一样，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县城。连远在60公里外的几个村落里的学生家长，也倒背如流。
那些天，丁常宝和自己的伙伴们穿梭在志丹县的土地上、山坳间，兴奋地选择着政府文件中提到的足球训练基地。最终，政府答应把太平山（太白山）脚下的一块土地用于训练基地的建设。这块土地在山坳间，里面很荒凉。不远处，是志丹县的屠宰场，动物们凄厉的叫声传来，让本来荒凉的山坳里，反而有了些许生气。丁常宝利用自己的关系，找来会测量的人员，丈量出这块土地有73亩。
更衣室、饮水室、训练和比赛用的场地、足球公园……每逢节假日，全城家长都带着孩子到这里来踢球玩耍……丁常宝看到了一个足球伊甸园。
利好政策全成泡影
就在丁常宝们踌躇满志地为足球基地谋划未来时，噩耗传来，政府以“安全无法保障”为由，“收回”此前要建造足球训练基地的那块土地。祸不单行，300万的专项资金也没有到位，文件中的“足管中心”更是遥遥无期。丁常宝们才意识到，那份曾经让他们欣喜若狂的红头文件，其实是为志丹足球画了一张大饼。
志丹县足协的副主席姚功辉对本报记者说：“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习主席都非常重视的事情，到了我们这里却进展缓慢。投资足球是一项公益事业，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是把孩子们从手机、电脑和网络中解脱出来的最好运动，是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活动，政府为什么就不在基地和场地等硬件上投资呢？”
姚功辉是动物疫病疾控中心的副主任，长期与猪打交道，扎针、采血技术在志丹县一流。他和丁常宝、李建勇是2003年发起并成立志丹足协的三人组成员，11年里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他是有名的直肠子，也因为敢说，他的仕途基本已经完结。当年县上领导鼓吹养牛时，姚功辉站出来说：“我不同意，根本就没有能力养那么多头牛，饲料都不够。”在场的县领导和被县上请来的一众鼓吹养牛发家致富的专家面面相觑。那些年，县上出台了奖励养牛的政策，后来牛无草可吃，很多人都是贷款养牛，贷款变成了死账。养牛20万头，成为了志丹县的一个笑话。
对于政府“画饼”，姚功辉解释说：“投资体育或者说足球这样的公益事业，可能没有经济效益，所以领导不喜欢。”
基地上，4000万的红塔
相比姚功辉，在志丹县体育界干了40年的老教练杨再民说得更为直接：“就是无利不起早。投资足球是公益事业，没有什么利益，所以都愿意去弄工程。一个工程几千万，谁都知道其中的妙处。”杨再民称，县上的财政非常好，每年的财政收入超过20亿。因为延长油田的存在，志丹县的经济总量在全省都进入前四。油田就是志丹县的印钞机，让这座小城富得流油，很多时候，政府的钱花不出去。
正是因为如此，县上的人们才希望政府能够为百姓多做公益事业投资，比如足球场地以及体育健身项目等。遗憾的是，和所有政府的通病一样，志丹县更热衷于工程投资，包括形象工程等。
本报记者担心足球人士的话语过于偏颇，于是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探讨，一名曾经地位比较显赫的官员说：“在地方，像足球基地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领导一句话。只要一句话，立即就会启动起来，几千万的工程说上就上，像建设足球基地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习主席接见我们的娃娃们之后，不能说县上没有支持，但是，也没有多大支持。”
他给记者讲到了志丹县投资的那座九层红塔。这是志丹县的地标性建筑，其实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多益处，是一项形象工程。这座塔建在太平山上，正好就在政府当初承诺建造足球基地的那块土地的上边。这座塔当初的预算是2465万，高67.36米，现在据说花费4000万都不止（政府还没给出决算）。
看看山上因为一座红塔而状若流水的花费，想想被批了土地又被收回的足球惨淡现状，小人物姚功辉说：“我们无法决定什么，只能做足球的苦行僧。我们的100年皇马(数据) 梦，真的是一个梦，可能100年不行，需要200年。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接过旗帜走下去，回首往事，死而无憾。”
接见后，看不见的波澜
从德国回来之后，习主席接见的消息早已传遍大街小巷，丁常宝成了名人，志丹足协成了最具人气的机构。借助这样的天赐良机，丁常宝意气风发，他认为，“100年打造成皇马”的梦想将快速启航。发现政府只是在为足球画饼之后，他和志丹足协也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危机。
志丹县的政府领导，极少劳驾身躯到这些活动的现场。无论是志丹足球队3月前往德国的时候，还是后来的“谁是球王”以及奥运冠军进校园活动，政府领导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短视。
3月29日在德国发生的那个大事件，让很多人看到了志丹足球的价值。上海绿地主动联系，捐出50万元。河南一家企业听说习近平接见志丹足球队后，通过丁常宝为首的足协，赞助了7家幼儿园，每家修建了一块人造场地；同时捐给志丹足协一块人草场地。另外，还有一家企业赞助了一个笼式足球场。
问题是，政府不给志丹足协提供相关的场地，导致那些“笼式足球场”和人造场地无法派上用场，至今只能放在库房里。
外界曾预测过志丹县足协尤其是被习主席接见过的那些大人和小孩，会因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实际上，在这个群体中，只有那名带队的教练员有了命运的转机：他来自延长石油公司的一个采油厂，公司因为他受到习主席接见而专门为他召开了报告会，他从一个采油厂的临时工，一下子变为总公司的总教头，几十个采油厂的足球队伍都归他管理，此前他出厂就面对空无人烟的荒山，现在却在延安市豪华的办公大楼出没；他还上了转正的名单。
莫名其妙，丁常宝就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甚至引发了一场看不见的巨大波澜。县委开始限制丁常宝们接受媒体的采访，很多活动被禁止邀请媒体采访，在相关的会议上，丁常宝开始遭到“围攻”。以至于，这名耿直的汉子撂下一句：“大不了你们把我剃了！”
自此，丁常宝不再公开接受采访。他用曼德拉的名言激励自己：你若光明，这世界就不会黑暗；你若心怀希望，这世界就不会绝望；你若不屈服，这世界又能把你怎样？
在做了所有要做的努力之后，丁常宝们的希望已经被耗尽。在足球硬件的问题上，他们已经变得无比失望与失落。12月26日，我们一行人站在那块当初被政府划归建设足球基地的土地上边，所有在场的志丹县足协人士唉声叹气。
“如果主席问起志丹…”
丁常宝和姚功辉、李建勇以及自己的同僚们商讨，如何才能改变没有自己的集训场地的窘境。这群早年被人们称为疯子、傻子的“足球信徒”开始分工，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打听政府何时竞标任何地方的土地。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联合所有成员加上很多孩子的父母，共同出资拍下土地，自己集资动手建造未来的足球基地。
这个提议，得到了很多家长的响应。12月26日上午，在本报记者的下榻酒店，曾经到德国接受习主席接见的孩子刘文瑞的父亲说：“我们的确想过这个问题，到时候大家都集资，争取拿下一块土地，然后建造足球基地，让全县的孩子和百姓到那里去踢球、健身和休闲。”
在志丹体育场里面，很多孩子的家长对本报记者说：“你说习主席或者身边的人问起志丹县的足球来，政府的领导们会怎么说？或者，如果有人告诉习主席或者他身边的人，主席接见之后，志丹县的足球建设进展实在缓慢，习主席会是什么反应？”
本报记者没有答案，因为，我们也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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