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川曾患幽闭恐惧症 与海结缘始于一次巧合

[导读]“4月5日，郭川驾驶“青岛号”无动力帆船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归来，成为驾驶40英尺以下帆船完成此壮举的世界第一人，为中国人赢得了巨大的荣耀。

到家了，郭川跃入海中

“4月5日，郭川驾驶“青岛号”无动力帆船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归来，成为驾驶40英尺以下帆船完成此壮举的世界第一人，为中国人赢得了巨大的荣耀。在国际帆联的世界纪录名单中，单人驾驶无动力帆船不间断环球航行成功的不足百人。人们都想知道：一个人在海上漂泊138天，其中的乐趣和苦痛到底是什么？别人为何难以模仿他？

回国后，郭川一直被鲜花和赞誉包围，在参加完一次颁奖典礼后，郭川走进房门时手中拿了一摞名片，奖杯则被遗忘在了典礼现场。他淡淡地对记者说：“其实这些都是浮云，不是一日三餐。出海是为了上岸，现在只是我这名水手在谢幕。””

他是一个骄傲的人，趾高气扬，充满自信，知道的事情特别多，好像生活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一样。去南、北极和喜马拉雅山，都在他的谋划中。

疯狂的家伙——什么新鲜就玩什么

蓬松的头发有些自然卷，发质特别好，两个鬓角短而整齐，发型并没有经过刻意的修剪，看上去像一顶帽子，却很自然，整个人特别健康。妻子肖莉回忆起1996年初见丈夫郭川时仿若往日重现，“他开着一辆红色桑塔纳，那时在我们眼中，那是比现在的劳斯莱斯还要让人羡慕的东西。他是一个骄傲的人，趾高气扬，充满自信，知道的事情特别多，好像生活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一样。他是个疯狂的家伙，想去南、北极和喜马拉雅山，那时我恨不得登月都想想有没有他。我随时都在仰望他，有距离感。”

那一年，31岁的郭川已经是长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副总经理，官至司局级，并且开始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读MBA。只是单位那间独立的大办公室套不住他胸膛那颗充满活力追求刺激的心，滑雪、滑翔伞、三角翼、潜水……什么新鲜他就玩儿什么。

“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说简单点，我是在寻求刺激，说得不好听点，我可能就是喜欢干点坏事。”郭川说，“就像上大学的时候，夏天晚上等看园子的老头儿睡着了，我们就会去偷摘几个西瓜，结果后来一个星期宿舍全楼道都在分西瓜。”

用现在的话来讲，在那个年代郭川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个性十足的潮人。于他而言，朝九晚五的生活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办公室里的故事也时常让自己苦恼，于是爱憎分明的他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1999年，郭川辞职了。“我想要一个积极的生活方式，我想重新开始，不想像一条死鱼一样每天什么也不想。”

放弃旁人眼中待遇优厚的工作，眼看就要分到手的房子也没了，但是郭川一点儿也不在乎。“人总有个危机意识，想着防老存钱，想着5年、10年钱就花完了，于是生活就像惯性一样继续，我特例了一点。”他说，“而且我得感谢那个年代，生活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只要温饱能够解决就行。那时社会价值观也没这么单一，不像现在朋友聊天不是今天买了车子，就是明天要换房子。只是为了海阔天空轻松一下，我便义无反顾拿得起放得下。”

就这样，在同事诧异却也不奇怪的眼神中，郭川开始追求自己眼中自由的生活状态。

在船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几乎没有，问题和瑕疵都会被放大，但是我得到了认可，下船之后就获得了邀请，于是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然后就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与海的缘分——开始于一次巧合

8岁的时候，说着一口“川普”的郭川跟随父母从四川回到老家青岛，一直待到进京上大学。在海边的日子说来不短，但是他说那时的理想从来与海无关，“小时候就想着好好学习，喜欢看书。那会儿海上连个渔船都没有，就知道有海风，能蹚蹚水，对它的认识很简单、很陌生，一点都不立体。”

缘分有的时候是注定的。

2001年，郭川在山东见到了自香港航行而来的“情怀号”无机械动力帆船。“那时就觉得这么漂亮一艘船很新奇，桅杆、风帆、绳索、船舱等等，看上去就让人兴奋。”正巧中国最早涉足帆船领域的香港富豪庞辉送给大陆帆船协会一艘赛船，却一直无人去开，郭川便动了尝试一下的心思。同年他作为团队成员登上“情怀号”参加了从香港到三亚的帆船赛。尽管当时的角色基本上是一名乘客，但是郭川将之视为自己的初恋。

“在船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几乎没有，问题和瑕疵都会被放大，但是我得到了认可，下船之后就获得了邀请，于是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然后就一步步走到了现在。”郭川说，“几百年来帆船运动成了舶来品，庆幸的是我没有走弯路，一开始便获得了在香港学习的机会，在那里我打开了一扇窗户。”

香港是郭川的起点，在这里他被帆船这个圈子接纳，开始不断参加比赛。2007年，这个曾经的门外汉决定前往帆船的麦加——法国拉罗谢尔深造试训。在北京的法盟上了两个月的法语班，他便只身一人启程，结果坐火车坐过了站。

在拉罗谢尔，尽管语言不通，但是面对大量最先进的装备器械和各种气候条件下实战般的课程，拥有理工科背景的郭川如鱼得水。独自一人默默战斗的他沉浸于这种快感，如今回忆起来全是愉悦。“天天吃蘑菇肉丸，但我觉得很好吃，这生活一点也不苦。有朋友时不时过来做点饭，结果还觉得我这个好吃，现在想想都咽口水。”

当时已经是一个废人，不会笑，不能睡觉，脸是僵硬的。以前隔壁打电钻都能睡，但是这次不行。在吃安眠药和抗抑郁的药，可在船上大风大浪中工作与药理相违背，来不得片刻休息，极度痛苦。

孤独的病人——打败幽闭恐惧症

在此次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之前，郭川的帆船生涯已经有了很多个第一。在诸多第一中，2009年跟随“绿蛟龙号” 完成VOLVO环球帆船赛让郭川第一次“名扬天下” 。“在终点圣彼得堡，西方名流云集，你作为唯一一名中国人，单独设奖，五星红旗飘在空中，一个人走上去感觉很不一样。”

光环与荣耀背后，有一段被郭川视为“dark side（阴暗面）”的经历。在“绿蛟龙号”抵达青岛之前，他患上了幽闭恐惧症。

由于语言存在障碍，作为媒体船员的郭川工作并不顺利。“如果熟悉，船员们随便嘟囔一句什么笑话，一天的素材可能就够了。他们在用自己的母语工作，而负责记录喜怒哀乐的我却很多时候听不明白，到了夕阳西下，连一个镜头都没有拍。”当时帆船赛一共有8条船，其他船上的媒体船员都是沟通毫无压力的顶级水手，每次看到他们的作品，郭川的压力就会增加一点，直至“心理扭曲”。

“当时已经是一个废人，不会笑，不能睡觉，脸是僵硬的。以前隔壁打电钻都能睡，但是这次不行。在吃安眠药和抗抑郁的药，可在船上大风大浪中工作与药理相违背，来不得片刻休息，极度痛苦。”郭川说，“看到那些药的副作用，令人极度沮丧，那是完全丧失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多悲惨。以前觉得自己特别阳光，有理想有追求，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那个时候也没有家和孩子，没有支持，可能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

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有朋友建议郭川别再和自己较劲了，在船上再怎么被人翻白眼、瞧不起，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只要能够耗回来就行，就是狗熊捆在船上回来了也是英雄。但骨子里要强的性格不让郭川这样做。“当时就像一个学生在和十个教授一起工作，那些都是经验丰富的顶尖高手。我看着他们，就想和他们一样，不然不舒服。”他说，“我也不想拿着奖状去招摇撞骗，我要的是自己内心的踏实，是真实的我，毫不夸张的我。”

其实郭川也想过离开，但是那股子轴劲让他最终选择了坚持，“我如果中途离开，肯定会后悔，这种遗憾无法弥补，还不如往前冲一冲，不是速死，就是冲出去，至少那会儿还没有想要去跳海。”

“绿蛟龙号”进港休息期间，郭川开始服用中药。也许是药真的有效果，再加上自己的坚强，当船驶离青岛后，他的病情逐渐好转。“一天天好起来，人生在重生，在恢复，不相信一些另类的力量都很难解释。”

在那些“另类的力量”中，有一份肖莉的功劳。当郭川与心魔相抗衡时，肖莉通过网络看到了他的航海日记，“我觉得这个人很辛苦，他的生活是没有人照顾的。知道在码头其他人都有家人欢呼，他自己却默默回船舱整理机器。我觉得他真可怜，就想帮帮他。”

他是一个踏实认真的人，能执着于自己的梦想，我们俩脾气比较对付，所以就一块儿做这件事了。

就感觉他上岸了，我还在海上。

沉重的梦想——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郭川是个喜欢跟自己较劲的人。尽管获得了认可，他始终认为“绿蛟龙号”之行自己只是一个配角，他还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梦想。于是VOLVO环球航行结束后，他开始计划“奥德赛之旅”。

2011年底，在法国训练的郭川为准备参加横渡大西洋的赛事积累经验，就在离比赛开始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那几天隐隐约约知道，感觉不好，最后一个电话打完就真走了。我交待完一切便买了火车票去巴黎，最快的航班是晚上11点的，就等着登机了，结果飞机发动机坏了。”他说。

“奥德赛之旅”是一个沉甸甸的梦想。郭川说：“它承载着很多个人的东西，压力很大。10年寒窗苦读，而今进京赶考，是秀也好，演出也罢，最后的舞台必须要喊出来。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如果有第二次，付出会更多，能不能有勇气重回起跑线都不好说。而且年龄在这里，我还希望往前走更远。”

仅凭一己之力，梦想难以实现。幸运的是郭川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在关键时刻找到了一个认同自己价值观的团队，而他也完成了一次对此前MBA所学的实践。

仍在考文垂大学攻读体育营销博士学位的刘玲玲是郭川团队的总负责，曾经在北京奥申委、国际足联、伦敦奥组委等多个单位、机构工作过的她经验丰富。在与郭川合作之前，她去法国看了前者的训练便做了接下这个项目的决定，“这个社会喜欢忽悠的人太多，我必须亲眼看到他做的和他说的相符才会下决心。他是一个踏实认真的人，能执着于自己的梦想，我们俩脾气比较对付，所以就一块儿做这件事了。”

刘玲玲接这个项目已经是2012年的3月，之前郭川也和一些体育营销公司有过接触，但是最后都不能让他满意。而3月份刘玲玲接手的时候，距离郭川出发不到9个月的时间，当时，一个赞助商都还没有，其中包括航行最需要的航海服。

那时郭川在法国训练，刘玲玲则在英国的家中工作，运船、寻找赞助商，媒体宣传，第三方服务的采购，后勤保障等等。不管时间多晚，两人拿起电话就能沟通，做事风格默契。郭川说：“从赞助商的响应到合同的签署和执行多亏她和她的团队，非常了不起，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起航以后，郭川在海上漂着，他在岸上的团队其实过的也是海洋时间。 在这将近138天的航行中，刘玲玲是与郭川通话最多的人，后者不能让自己负面的情绪影响家人，就只得在团队伙伴面前宣泄。郭川说：“最长一次打了2个小时40多分钟吧。家里人带着孩子，压力也很大，说太多会影响生活节奏。”

距离郭川胜利返航已经过去半个月，刘玲玲说：“就感觉他上岸了，我还在海上。”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长期和父母分开，一直挺独立的。过于自我肯定是有，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总是在一块，但我并不是自私，无论我在哪儿，心都在家里。

上岸的渔民——没有收网的时候

这一次在海上将近138天，郭川说它不是一次精神苦旅，自己很享受这个过程。他哭过很多次，但是在他传回的百余段视频中，只有一段有哭泣的画面，那是在过被称为海上坟墓的合恩角时留下的。“那些泪水不是痛苦，更多是激动，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宣泄。”

郭川和肖莉形成了默契，报喜不报忧，但是他一开口，妻子总能听出他那时的心情好坏。肖莉说：“其实上次跨大西洋时他和我诉过苦，我说你不能和我说，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而且你和我说我会不舍得让你出去的。”于是北京时间每天傍晚，她会和儿子一起等着郭川来电话，开开心心说一通，当做什么烦恼都不存在。

就在距离成功只差一两个小时的时候，郭川的船被渔网缠住了。当时不少朋友为了接他，凌晨出去找了3个小时也没见着他的影子，肖莉在电话里也只是听到水声和丈夫一句“不要管，我特别忙”。上岸之后一天忙完，郭川才含着泪对妻子说自己差点儿就回不来了。 肖莉明白，这个“回不来”是指功亏一篑，那对丈夫的打击会很大。

长期在外，郭川给儿子换尿布的次数屈指可数，他觉得自己可能是有些过于自我了。“可能是因为小时候长期和父母分开，一直挺独立的。过于自我肯定是有，英雄主义和个人主义总是在一块，但我并不是自私，无论我在哪儿，心都在家里。”他说，“其实我也意识到自己需要做出一些改变，要和孩子多互动，毕竟这种幼时长期陪伴式的关爱是后期无法弥补的。”

肖莉支持郭川，但她自己只上过一次船，距离只有起航时从海关到出发点之间的十余米。他们的朋友们叫郭川渔民，并总对肖莉说：“你永远无法理解一个渔民上岸之后对海洋的怀念。”对此肖莉有着自己的想法：“我们性格是互补的，我觉得他出发是必须的，我不愿意跟着他走世界。他是风筝，我是风筝的轴，你飞你的，我要跟着你飞，就跑了，反正轴在这里，你爱跑多远跑多远，总会回的来。”

10年前，郭川和比自己大一岁的张朝阳光着膀子在腾格里沙漠里畅谈。10年后，依旧未婚的搜狐掌门人一封“自白”道尽心中苦闷，已经有妻有子的孤帆船长深有感触，“想要两个人完全互相接受很难，年龄越大越难找，我很幸运找到了，朋友们都说我捡到了宝贝，给我加分很多。”

下个月郭川又要去欧洲了，不过之前他还有个任务。五音不全的他得学会唱两首哄小孩的儿歌，儿子郭伦布到现在也只会叫妈妈，不会叫爸爸。本版文/本报记者王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