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潮：希望国安单独上市 俱乐部应能自负盈亏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孙维晨 |北京报道

足球翻滚向前，国安球员邵佳一和雷纳尔多拼抢在一起。训练赛场围着高高的铁栅栏，国安球迷试着从不同角度拍摄下偶像们的一举一动。

这是在国安足球俱乐部北京工人体育场训练基地。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高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只要球队在这里训练，一定有铁杆球迷来看。

北京国安，这个最具独特文化的中国足坛老牌劲旅，这个赛季的成绩不尽如人意。尽管排名三甲，但连续大比分输球的尴尬依然让北京球迷唏嘘。

运营方面，长期挣扎在盈亏平衡线上的状态让“御林军”的管理者们头痛。

球迷的恨与爱

2012年，国安队后方失球35粒，是19年职业赛事以来的“失误”顶峰，最终以排名第三的成绩结束了2012年赛事。葡萄牙倔老头帕切科也结束了其总教头生涯，在自发送行的球迷的欢送声中飞回欧洲。北京等来的则是塞尔维亚人斯塔诺耶维奇。

输球让球迷咬牙切齿，但他们依然能感受到国安骨子里的足球精神。

用纯北京爷们儿高潮的话概括就是，“北京国安”四个字承载了北京人的责任、文化和历史。“国安平均每星期两个半主场，实际上工体是球迷每周末的大派对，是北京人向往的一个聚集地。”

北京的足球文化与国安俱乐部的存在密不可分。跟球迷交流的时候，国安俱乐部球员或管理者总是试图用心体会他们带来的文化传承。“很多球迷都是带着孩子来看球。”小球迷都会自豪地说：“小时候爸爸带我来看国安比赛，长大了我也会带我的孩子来看球。”高潮说，这种感情根本不需要再多说什么。

很多国安球员和球迷都知道京剧谭派第七代传人谭正岩与结发妻子李君的故事。李君身患重病，化疗期间，来不了现场，就在医院的病床上举着国安的围巾看比赛。国安对抗鲁能的比赛之后，今年5月，李君去世。谭正岩就抱着她的遗像守在电视前看比赛。

每当球队成绩不佳时，网上骂声一片。但国安俱乐部真正的比赛开始后，即便是输了球，深爱着这支队伍的人们也不会喊主教练下课，不会辱骂球员。

这让高潮时常告诉自己：“即使足球这个事业再苦再累再不愿意干，但作为一个北京人，作为一名国安球迷，我没有办法偷懒，也不能在遇到困难时放弃，要把这件事做好。”

国安收支考

高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国安足球俱乐部长期处于盈亏平衡线上。

国际金融专业出身的高潮，曾在银行工作，长期参与市场经营，还创办过文化企业。2010年初，高潮上任时，国安足球俱乐部全称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在高潮眼中，国安俱乐部应该盈利。“因为这是一家公司。”

在国际五大联赛中，运营成绩优秀的足球俱乐部一般依靠电视转播权、门票销售、球员买卖、特许商品销售等作为收入主要来源。国际足联对一家俱乐部进行考核时，如果收入过多依赖广告赞助，会认为其经营上存在风险。但在中国，高潮粗略计算：“和发达国家状态是相反的，广告占一大部分，70%，其次是门票收入20%~30%，球员转会交易，电视转播几乎没有。在中国特许商品消费能力低，消费内容少。”

国安俱乐部与利润空间巨大的电视转播权只能算作“有缘无分”。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电视转播权掌握在中超公司手中，电视台必须向中超公司购买电视转播权，然后分成给各俱乐部。高潮透露，现在每年通过电视转播权能得到200多万元人民币的收入，最少时仅能得到一辆小面包车。

国安俱乐部的大股东中信集团是这支“御林军”的坚实后盾。中信企业各子公司会轮流赞助国安。而在高潮看来，国安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展示平台，用球赛为这些子公司服务。

他举例说，“比如中信银行的贵宾客户中不乏国安球迷。我们就为这些球迷客户提供一些特别待遇。例如来看国安主场比赛时有VIP包厢等。这样，国安球迷自然会在选择银行时更倾向中信银行。另外我们计划和中信银行合作，将国安年卡做成借记卡。”

国安支出的大头主要集中在教练员和球员的工资上，占总支出的60%。其他包括基地养护、运动员训练、梯队培养、办公开支、场地、安保费用等。目前俱乐部有近200号人马。除一线球员，还有青训部、青少部、公共事务部、办公室、财务部等后勤保障部门。《中国经济周刊》询问国安俱乐部每年具体的收入与支出数额，高潮婉言拒绝。

单独上市梦

2011年8月传出北京国安俱乐部将随中信集团整体上市的消息。对这支目前挣扎在盈亏平衡线上的中超劲旅来说，能跟母公司一起上市或许是件好事。

早在2008年，中信集团便公开集团整体上市的战略计划。但时至今日，中信集团整体上市仍没有最终敲定。

2011年底，长期赞助国安足球俱乐部的上市公司中信国安(000839.SZ)公告其母公司重组改制方案已获财政部批准。中信集团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更名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自今年初开始，中信国安已不再是国安俱乐部的主管单位，转而由中信集团直接管理。这意味着国安俱乐部成为中信集团的子公司。

高潮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我希望俱乐部能够上市。”而这也是高潮作为一个俱乐部运营管理者的梦想。“上市以后，我们会融到更多的资金，注入到俱乐部的发展中来，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他说。

但是不得不承认，在中国运营的足球俱乐部与国外的上市同行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如收入模式、管理模式等。

高潮对于运营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中信集团的投资理念是如何从‘道德的制高点’来看足球投入。除了对职业联赛一队的投入，有没有做出对中国足球发展有利的投入，是他们所看重的。”

而高潮希望，国安俱乐部应该能够满足自负盈亏，“或者让中信少拿钱出来”。这个京城劲旅的直接掌管者有一个梦想，或许能够代表整个俱乐部的愿景：“希望在我的任职期内，国安能单独上市。”

国安球员邵佳一在《中国经济周刊》编辑部接受专访：

“在德国，俱乐部运营不佳可能被停赛”

在德国，每天早上10点钟开始一个半小时的训练，然后进行大约两个小时的休整与治疗，然后就可以回家了。“除了训练，吃穿住行用全部自己解决。而在中国，俱乐部会安排宿舍、安排吃饭，连洗衣服都不用自己洗。”在国安队，邵佳一每天7点起床，9点半开始训练，11点半结束。然后休整治疗，下午回家。看似大同小异的常规训练实际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德国的一个半小时训练环节中，训练强度非常大，对抗性特别强。在中国的训练则要轻缓得多。”邵佳一说。

足球俱乐部的运营方面，中德间则有更大的差别。在这名基层球员眼中，中国俱乐部在商业运营方面要远远落后于欧洲。“毕竟我们只有20年的职业经历，而欧洲的职业联赛则有四五十年的历程。”在德国，除了对球队成绩有要求，运营业绩也是德国足协审核的指标之一。如果运营不佳，突破了足协对俱乐部要求的底线，这家俱乐部将被停赛。中国足球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依靠赞助商，而在国外，俱乐部的收入主要是电视转播权的收入、门票收入、广告收入，以及特许商品的收入。

邵佳一说，在德国从来没有哪家俱乐部能够被一个富豪控制。一些富豪入股俱乐部比例最多只能达到49%。“俱乐部自己才是大股东。”

中国很多俱乐部都会花重金聘请外援，而这些外援可能只踢几年就会离开。比如，上海申花俱乐部以年薪1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外援阿内尔卡。邵佳一认为，如果将这些钱放在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方面会更有意义。“一个花重金聘请来的主教练或外援，其影响是短暂的。但如果将同样的钱投入到青少年人才培养领域，对中国足球的发展则是长远的。”他说，“我们现在踢球的孩子太少了。很难选出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