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深知，上级指示在中国社会中具备强大的功能，但所谓强令三大球四年后必须“突破”，则更像是抽象的口号。而且，由于缺乏具体的目标，还造成了语义和时空的错乱。
正常情况下，所谓突破，是以历史为坐标，比如男篮，该是打入四强；比如女足，该是夺冠；比如女排，该是第三度夺冠。显然，就是把信兰成、韦迪和徐利（篮足排管理中心主任）的脑袋拧下来，还是没戏。因为就四年，这目标，压根就违反体育规律。
当然文字这东西，常常会遭到官场式篡改，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是“突破伦敦”，那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总局领导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三个中心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通过班子调整、教练更换、队伍重组等基本手法，总会挤压出一点新生产力，四年后，名次比伦敦往前动那么一星半点，可期。只是，这算哪门子“突破”和“出成绩”呢？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三大球，三个中心的头头，都该挨板子，但它们集体堕落为中国体育的灰暗地带，却并非韦迪们为政不勤所致，而是社会法则对“金牌至上”的严厉清算。在全运会算总账的GDP计算方式下，三大球总的趋势是被忽视、冷落甚至牺牲，所谓职业化，早已畸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甩包袱运动。省下来的钱被用在了看得见金牌的项目上。所以，其实，伦敦的38枚金牌之盛与三大球之衰，互为直接因果，互为变形镜像。
还有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现象，三大球堕落的深度与其职业化的进度成正比，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排球。职业化是行之有效的世界模式，但至少目前，在中国，对于任何追求成绩的体育项目，都将是一场纠缠不休的噩梦。进无职业化之希望，退无举国体制之保障，三大球陷入历史性的尴尬与茫然之中无法自拔。以韦迪们的职位和权利，断无解套之可能。
事实上，在摆脱坚硬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后，我们会发现，职业化与举国体制，市场经济与行政权力，并非天然的死敌，而可以是良好的合作伙伴。体育总局作为全国体育的最高领导机构，需制定新政策，在发挥各地体育局行政力量的同时，撬动市场的内在动力，把三大球从冷宫中拯救出来。
立竿见影的办法是，全运会不再组织足、篮、排项目的比赛，各省市名次取青年联赛四年的平均值。而且，在代表团金牌折算和总分计算时，要采取更有力度的倾斜政策。各项目前四名均可折合金牌。比如第一名折合10枚，第二名7枚，第三名5枚，第四名3枚。同时，各省入选国家青年队的队员，根据其在亚锦赛和世锦赛上的成绩，给予计分。与此同时，各级体育行政机关，还需以重奖的方式，唤醒社会资本对三大球后备人才培养的投资热情。
让官员无可逃遁，让资本享受赚钱的快感，让青少年实现个人梦想——沿循这条路望过去，十年，而不是四年之后，“突破”隐约可见。而体育总局所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抬起手来，画一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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