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比赛开始6分钟，主裁判雷·路易斯接到了停止比赛的通知，他立即通知球员回到休息室。利物浦球员一直在慢跑热身，等待进一步消息，最后路易斯宣布：“孩子们，比赛取消了。”回到更衣室后，边锋约翰·巴恩斯看到妻子苏西在哭泣。“有人死了。”她说。“不可能！”巴恩斯根本不信，“这只是谣言而已。”但球员的妻子们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们在列平巷看台上目睹了凄惨一幕的发生。当巴恩斯打开电视机，看到BBC的现场直播，全体利物浦球员都惊呆了……
“生死高于足球”
经历希尔斯堡惨案的巴恩斯曾在自传中这样追忆道：“直到我看到几个球迷从列平巷看台上跑下来时，才知道发生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利物浦门将布鲁斯·格罗贝拉当时的位置距离看台最近，他去球门后捡球时听见有球迷高喊：“我们就要死了！布鲁斯，我们不行了！”
格罗贝拉非常惊诧，他赶紧呼吁工作人员实施救援。
从球场回到更衣室，看着电视中悲剧性的画面，整个房间陷入了沉寂，利物浦球员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木讷地站在那里，一个小时之内没人说话。很多人开始抽噎，他们担心受难者中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当时巴恩斯才到利物浦两年，与球迷并不相熟，而奥尔图里奇这样的老球员则不停地打着电话。当球员被送上大巴车的时候，大家都紧紧挨着妻子，抓住妻子的手，表情依旧麻木。女人们在哭，男人们同样在流泪。
回到家中，巴恩斯一把抱住儿子乔丹，他甚至想要从爱子身上得到一些安慰。若非酒精的作用，巴恩斯和苏西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巴恩斯没有勇气阅读报纸，光是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就足够让他悲痛。球员们到谢菲尔德医院看望受伤的球迷，他们想通过偶像的力量去唤醒还在昏迷中的拥趸。但生活不是好莱坞，他们必须接受眼前的现实。
此后，是接连不断的球迷葬礼，巴恩斯单独出席了5次，与队友结伴3次，每一次都那么让人心碎。巴恩斯说：“希尔斯堡事件之前，我总是喜欢理智地分析身边发生的事情。但看到列平巷看台所发生的一切之后，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我在利物浦苦苦挣扎时，当我离开利物浦加盟纽卡斯尔时，我问自己：“这重要吗？我还活着，我的家人还活着，这不就很好吗？足球看起来再也没有那么重要，它真的不能代表一切。当96个球迷葬身人海，当父母失去了挚爱的孩子，孩子失去了抚养他们的双亲，足球还算得了什么？比尔·香克利的名言——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在此时看来多少有些不那么真实。足球就是一项游戏，纵使其中有华丽的角逐，但与生命相比，就显得黯淡无光了。”
《泰勒报告》
灾难发生两天后，彼得·泰勒大法官接受英国内政大臣的任命，对惨案展开调查。此番调查自1989年5月15日开始，为期31天，其间他发布过两次报告。第一份是8月初发布的《临时报告》，报告中谈到当天惨案发生的经过，并迅速做出了结论。而最终的结案报告则对英国足球场地设施的安全状况做出彻底调查，这就是著名的《泰勒报告》。
《泰勒报告》建议，所有英格兰和苏格兰顶级联赛的球场应当逐步淘汰阶梯式站立看台，并改建为全坐席球场。结论发布后，所有顶级俱乐部都开始依建议进行球场改造，去掉了站看台前的铁丝网，每座球场的花费都在数百万英镑左右。一些球迷抱怨站立看台的拆除影响了球场气氛，但显而易见的是，全坐席球场的安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每张球票都对应着唯一的座位，这使得当局可以更有效地对观众进行管理。
1993年，米尔沃尔的新巢穴球场投入使用，这是《泰勒报告》公布之后的第一座全坐席球场。全坐席球场的出现直接促使足球流氓行为大量减少，看台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几乎下降为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英国球场的上座率一直呈稳步上升的趋势，但与足球相关的犯罪却急剧减少。
那么，希尔斯堡惨案的发生到底应该归咎于谁？首先涉及到的是警察的监管问题。这次球场灾难的原因引起了广泛争议，最大的焦点集中在是谁决定打开第二道门作为临时入口。事实上，推迟比赛是更好的办法，这在过往已经有过先例，而警方却以对无票球迷在门外的挤压失去控制作为辩护的理由。但是，警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相反，泰勒大法官在最终的报告里有力地反驳了警方的观点。
其次是球场设计的问题。尽管希尔斯堡球场曾被誉为“全英国最好的球场之一”，但谢周三俱乐部却因为在列平巷这一侧入口缺乏十字转门、站看台上的铁丝栅栏质量低下受到质问。不过《泰勒报告》指出，这次灾难的官方原因是警方监管不力。因为列平巷这一侧转门太少，比赛虽然3点开始，但要让所有持票观众进场至少需要到3点40分，除非打开一个出口大门。为了缓解在转门前拥堵的球迷，C门被打开，但所有进入看台的球迷数量却远远超过了看台的容量。
部分利物浦球迷的行为也受到了指控。因为赛前不少球迷大量饮酒，有些无票球迷试图冲入球场。但泰勒大法官指出，这些只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据目击者估计，醉酒球迷和球迷总量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尽管不少球迷确实饮用了酒精饮料，但泰勒强调，“其中大多数人根本没醉，也不会受到酒精的影响”。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饮酒球迷只是让事情恶化的催化剂。
至于那些无票或者持假票入场的球迷成为灾难导火索的说法，南约克郡警方曾指出，这是部分球迷有预谋的行为。但通过电视监视系统的录像和健康安全局的分析，以及目击者提供的证词，证明无票球迷并不在多数。因此，《泰勒报告》推翻了这种“球迷阴谋论”。
(七)
《临时报告》发表后，死难者家属在苦等英国法律还他们一个公平正义。1991年3月28日，官方的死亡调查终于有了结果。调查裁定：惨案属于偶然事故，无人应对死难者负法律责任，很多死难者家属甚至连赔偿都没有得到。格拉弗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我的一个儿子在当天被挤死了，但我一分钱的赔偿都没得到。英国有条法律荒谬至极，它规定如果年逾18岁尚未就业者死于公难，就无法得到赔偿。我儿子当时20岁，没有工作，所以就白白死掉了。”
死难者家属自发上告，开始了一场长达十余年、至今仍在继续的官司，但他们从撒切尔、梅杰(微博)直到布莱尔先后三届英国政府都没得到期待中的正义。泰勒的《临时报告》虽然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支持，但由于大法官在搜集证据时没有要求证人宣誓，按照英国法律，这些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
令人不解的是，当天现场值勤的一些警察却得到了大笔的赔偿金。其中14人于1996年11月得到共计120万英镑的赔偿，理由是惨案给他们带来了“精神痛苦混乱”后遗症。许多经历过这一事件的球迷，以及通过电视观看过现场画面的人们要求，警方必须为其疏忽大意付出代价。
案件最终呈送至议会上院，并成为英国精神损害赔偿法立法过程中的里程碑事件。这个案件的名称是“阿尔洛克及其他人控诉南约克郡警察局长案”，编号为[1991]WLR1057。据遇难者家属、幸存者和球迷组成的希尔斯堡正义运动组织(HJC)统计，很多死难者家属和现场观众都因此精神压抑，数千人自杀，但绝大多数都未能到补偿。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安保行动的总负责人、南约克郡警察局局长杜肯菲尔德，以及他的副手、负责具体安排人手的穆雷，都逃过了惩罚。检察官阿伦·琼斯曾在法庭上表示，是杜肯菲尔德下达了打开大门，让拥堵在转门前的球迷入场的命令。琼斯还声明，在事件发生后数分钟，杜肯菲尔德“欺诈、不老实”地告诉足总资深官员，是球迷自己强行撞开了大门。但此后，医生宣称杜肯菲尔德的健康状况不佳，检控不得不因此中止。由于杜肯菲尔德抽身而去，穆雷也不可能单独接受审问。1991年，杜肯菲尔德办理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因病退休手续，这位前总警长“如今拿着丰厚的退休金，在英国南部生活。他住着豪宅，开着名车，日子过得很滋润。”
自惨案发生以来，几乎所有死难者家属都生活在痛苦之中。“我们的生活轨迹完全被改变了，”67岁的格拉弗说，“我们必须努力为孩子们寻回正义，这样我们将来才有脸在天堂面对他们。我们手中握有真理，却无法从政府那里要来正义。警察自始至终都在撒谎，甚至编造证据，政府也一味为他们遮掩罪行。英国虽然是标榜高度文明的法制国家，但这里根本没有我们穷人的法律。英国的法律是为钱而设的，我们没钱，因此就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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