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倪一脸严肃地坐在场边，他很想上去踢踢球，但他始终没有抬起脚。
这是十一年前的往事，却让我难忘。那时候的熊倪，已经完成了在悉尼奥运会上神奇的复出，夺取两面金牌，这应该是他职业生涯最完美的句号。然而熊倪却不能在悉尼之后退役，因为他还有此后一年的全运会任务。必须完成的全运会任务。
那时候的熊倪，最大的业余爱好估计就是足球。我们差不多每周都会在同一个场地里踢球，奥运前后都是如此，可当全运会迫近，熊倪身上的压力，似乎比奥运会还要大，临赛前几乎半年，足球场上再也见不到他，一直到他圆满完成了全运金牌任务。
熊倪只是众多中国运动明星行列中的一个例子。他们的运动生涯，在运动迷心目当中，都是以奥运为轮回的，然而他们的实际运动脉络，却必须要围绕全运会运转，因为他们都承担着为各自本乡本土争取体育政绩的责任，由不得他们自己做主。
李娜自传中，一位高人对她说，“全运金牌要比世界前10的排名更重要”，这样的观点，放在中国体育的语境中，未必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从这些运动员长久的生活来讲，拿到一面全运会金牌，帮助当地体育局完成政治任务，是他们退役之后各种待遇以及工作机会得到保障的前提。而在出征全运会的过程中，他们还要接受各种难以明言的土政策乃至潜规则。如果说奥运会是每个中国运动员追逐的竞技美梦，全运会则更像是他们头顶上摆脱不掉的一道政治紧箍咒，哪怕你决意退役了，都会有各种力量各种手腕，拉着你回来，完成你身上无从摆脱的全运会任务。
一位退役多年的奥运冠军，在回顾自己职业生涯时，说过：“我将奥运会当做自己的运动生涯终点。和好多队友同行一样，我没法选择自己的运动生涯起点，但是总觉得自己能选择什么时候结束吧，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身边所有的关系，都在不断促使着你，必须完成全运会任务，否则退役之后的工作安排、各种待遇，都会受到威胁。”这位冠军选手决绝地在奥运会退役，没有参加全运会，不过她敢于自行其是，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已经决定了退役之后自由发展的职业道路——她不用依赖体制对自己提供的未来保证。
然而像这样在退役之后，还能开始另一种职业生涯的运动员，在中国少之又少。太多运动员，都是在体制的培养和照顾之下成长起来的，各地方体育局，都将这些在体制内成长起来的运动员，视为自己的资产。虽然对这些运动员退役后的保护和就业机会，能提供的越来越少，但是在关系到各自政绩任务的全运会表现时，这些运动员被组织要求着必须要有所表现。所以中国运动员，只要是在体制内成长的，就不可能真正决定着自己的运动生涯终点，自由，从来都不是他们能享受的奢侈品。
完全从运动员角度看，征战经年，奥运会还不能作为终点，必须要面对备受诟病的全运会，似乎不近人情。可是从整体上看，各种体育局提出要求，又符合各自的社会角色。大家都在不同的利益驱动下，有着不同的要求。体制之存，让每一个决定都变得格外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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