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办分离方案的最重要一步，就是成立职业联赛理事会，从而形成“中国足协管，职业联赛理事会办”的模式。理事会决策部门是执委会，其19名委员的构成中来自中超俱乐部的执委只有5人，中甲俱乐部2人，共计7人，人数略显少了一些。执委会的“话语权”是相当敏感的问题。
韦迪回应了这种疑虑：“应该说俱乐部的人和协会的人是1：1的比例，然后增加了4个社会代表，作为一个更客观更公正的力量。怎么能形成一个决定性的意见，我相信社会代表是能起到关键作用的。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想法，不管是中国足协还是地方协会，如果我们的提案不能得到多数通过，证明这个提案是有问题的。我想执委会不可能把所有俱乐部都涵盖在内。同时在工作流程上，明确了建立必要的会议制度。”
韦迪表示：“我在说明中也专门说到了，中超的事情，由中超俱乐部会议自主议定，也就是说首先要通过中超俱乐部的会议来研究，来面对中超的事物。如果牵扯到政策问题，牵扯到社会问题，就需要把他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提交执委会，在更广的范围内进一步研究。如果是更大的决策，就需要进一步提交到联赛理事会。因此这就构建了不同层级会议制度，分级来进行管理，这是目前设计的总体思路。应该完全保护了俱乐部的话语权，比如说中超事物完全由中超俱乐部会议提出意见，怎么没有话语权？”
“大家实际上没有注意到会议讨论的工作规范，如果知道向社会公布的工作规范，大家会进一步了解和理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行机制。比如职业联赛理事会，人数多达60人，60人的会议研究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是一个表决的形式。具体的事物还是要交给联赛执委会。就像我说的，哪个层面上的事情，就交给哪个层面的专业会议来研究。”韦迪坦言，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足协的权利将逐渐被削弱。“国际范围内，应该是充分依靠专家来进行决策，不能再依靠少数人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管理如此大的事物。所以中国足协这次改变就是首先要削减中国足协自己的权力，建立起一个专业化的机构，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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