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组报道“高主任是被协查去了，而且和谢亚龙有关，究竟什么时候回来，谁都不清楚。”“高主任”是重庆市足球主管中心主任高健，他和谢亚龙的交结就在于08年的东亚四强赛———本报上期曾披露，谢亚龙的落网有部分原因和重庆承办08年东亚四强赛有关。连东亚四强赛这种比赛的申办都能敛财？谢亚龙的足球黑金到底有多少源头？
事实上，高健是在这场反赌反腐的足球风暴中首个被正式披露的地方足协官员。反赌的头一炮，广州足协的官员杨旭接受调查，但他所涉及的事件均为他在广州俱乐部时期的事，和他地方足协官员的身份无直接关联。所以高建的协查，也将这场反赌风暴引向了另外一层很重要的足球圈内人———地方体育局和足协。
教练、球员、裁判、庄家、经纪人、中国足协、地方足协，反赌风暴此时已经圈锁了中国足球圈的各级各层各色人等。同时，高健牵扯的“东亚四强赛申办”也得以让我们全面理清谢亚龙的黑金链条。
谢亚龙的敛财手段，首要的是来自国家队。作为总局下派的政工性领导，谢亚龙本身是为奥运战略来到足协，圈外人的特点以及总局的行政指向，让谢在心理上和具体业务上都比较疏远联赛。国家队和联赛，也成了谢亚龙和南勇两人井水不犯河水的38线。在上任之初，谢亚龙就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特别强调了俱乐部和国家队之间的关联，在谢的眼里，俱乐部应该对国家队感恩戴德，因为“国家队是在替俱乐部包装和培养明星球员”，“俱乐部应该排着队送球员到国家队”。不管如此的立场正确与否，谢时代的“国脚遍中超”现象直接催生了朱广沪106名国脚、杜伊福拉多时代国奥国家队乱混的不正常现场。而其中，通过蔚少辉控制的“国脚买路钱”机制在当时就屡有传闻。在这几年中，南勇的确无权过问国足，没有谢亚龙的授意和指挥，被谢亚龙一手提拔上来的蔚少辉哪里能如此猖狂？至于谢亚龙是否还操控了某些球队比赛结果，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证据，但在谢时代，的确有不少场次的国家队和国奥队比赛过程和结果是相当人令人愤慨和生疑的。
本报上期曾专版披露过谢亚龙和南勇在赞助商爱福克斯合同上的种种斗争细节和最后奇怪的妥协。而就在谢亚龙被立案侦查的消息被公安部发布后不久，某中超赞助商的高管也被证实已经协助调查。这个国际大的体育用品品牌虽然是南勇时代才正式成为中超的赞助商，但根据本报调查，其实在谢时代，在谢亚龙亲自牵头下，这个赞助方案就已经基本成型，南勇只是作为始终的参与者在自己的任期完成一个签约而已。既然此品牌的高管协助调查，那很可能在这个赞助合同背后，谢亚龙和南勇也是有可能谋得了一些利益。
国家队、赞助商之外，国字号比赛的主办权是谢亚龙的另一笔黑金来源。08年东亚四强赛，本来有三个城市申办，但谢亚龙直接将主办权交给了重庆，完全没亲自去过另外两个城市———长沙和广州。现在重庆足管中心主任高健的协助调查，至少证明了当时的这场申办风波是很可能有问题的。
国家队、赞助商、国字号的比赛承办权，一个看上去为人随和，只是“不太懂专业”的谢亚龙，在四年内几乎把他能涉猎的国足利益链条每一环都赚了个透。但到足协之前，谢亚龙一致的口碑都是清廉和刚直。这个秘书长型的正局级干部似乎一入足球圈，就立刻变成了一个吸血鬼，这部堕落史到底该如何书写？也许最中性的定位是，足协作为中国足球的主管单位，虽然是行政机构，干的是商业公司的事，同时却又不负商业的责任，不受市场的监管，这种权力和利益的置换空间之大，之松，既构成了清晰的各个利益链条，又足以让任何一个人都变成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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