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谢亚龙的“落马”是南勇、杨一民引发中国足坛“大地震”之后“意外”出现的“余震”，那么由两任中国足协“一把手”、6名中国足协中层制造的足协腐败“窝案”则绝非“意外”。
有人曾形容：迷惘的中国足球“孕育”了一个深藏不露的南勇、深思的中国足球“贡献”了一个道貌岸然的杨一民、昏庸的中国足球“制造”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谢亚龙……如今，黑色幽默的中国足球再次上演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人间悲喜剧”——谢亚龙和他曾经的“死对头”、后来的继任者南勇及前副手杨一民在沈“团聚”，只是他们再次相见的地点不是中国足协的办公大楼而是沈阳的拘押场所。
“可以肯定的是，谢亚龙绝不会是最后落网的‘大鱼’。不过，我们现在更关心究竟是谁制造中国足协的集体腐败‘窝案’。如果这个根源挖不出来，中国足球恐怕还难有春天。”昨天，中国足坛名宿、资深足球经理人王德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道。
“尚方宝剑”是福是祸
“中国足协某些官员的腐败与社会的腐败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他们站在更为有利和安全的位置。已历经近20年至今没有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31条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这正是中国足协多年来的尚方宝剑，这是一个法院都难以介入的霸道法律。”昨天，国内足球专家、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一语中的地说道，“这个‘尚方宝剑’表面上看是这些足协领导大肆敛钱、徇私舞弊的保护伞，实际上却是让他们身陷囹圄的刽子手。”金汕直言，“中国足球这个体制不需要民意、不需要监督、只需要领导点头，只需要领导铲平。于是足协的贪官愈发有恃无恐，终于从疯狂到覆灭。”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作为中国足坛的资深元老人物、曾先后担任沈足和辽足副总的王德忠，可以说是中国足球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所以昨天在谈到以谢亚龙、南勇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足协官员集体腐败案时不无痛心地说道，“真的很震惊，没想到中国足球的最大蛀虫竟是中国足球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不过仔细琢磨，他们能有今天也并非偶然，因为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必然滋生腐败，而遏制腐败必须要从约束权力开始。”
在谢亚龙被立案侦查后，有知情人士爆料，“在谢亚龙任时，各级国字号队伍的教练组更迭很频繁，数十名教练进进出出，这方面的黑金可能达到数百万之巨。”对于这样的足坛黑幕，王德忠坦言，“虽然我在足球圈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但刚听说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很意外。如果说有的队员想从二线队进入到一线队私下给教练送礼已成足球圈内的‘潜规则’，那么为进国字号队伍也大搞暗箱操作、甚至不顾国家荣誉，用钱来交易国字号身份简直是匪夷所思。”
究竟是谁给了谢亚龙这样的权力？谢亚龙又是如何做到一手遮天、独揽大权的？“中国足球水平很差，可是每年直接和间接的足球产业仍高达数十亿元，如此惊人的商业空间却由一个行政机构来管理，而且直接参与经营，想不腐败都难。”王德忠说，“由于中国足协表面上是民间组织，但实际上他们又是行政职能部门，对中国足球有着最高的领导权和决策权，这就造成了官商不分，而这不仅违反了政企分离的原则，最主要的是造成了监督上的乏力。当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监督时，自然就容易滋生权力腐败。”
昨天，辽宁申阳律师事务所邹欣律师从法律层面向本报记者解析了谢亚龙落马的体制性沉疴。邹欣说，“由于中国足球是最先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体育项目，所以在足球身上暴露的问题最为严重，也更为彻底。这与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体育这一领域的忽视和漠视有一定关系。治理腐败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和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而且还需要较强法律意识公民的参与。邹欣最后直言，“在我看来，中国足球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是随着这股‘反赌扫黑风暴’就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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