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今年中超中甲俱乐部、教练员和球员投诉裁判案例较往年有大幅增多，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裁判成为众矢之有其必然性，他们其实只是代人受过的“替罪羊”，更多时候，他们是在替被抓起来的黑哨、帮足协甚至俱乐部“背黑锅”。
2010年的中超中甲联赛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从2009年10月份开始的“反赌扫黑”行动中，如陆俊、黄俊杰、周伟新等多名中超“名哨”也牵涉其中，在传出“被协查后至今未归”的消息后，中国裁判的信誉度降到了最低点，这让裁判的生存环境也更加恶劣。
今年3月中旬，中超、中甲、中乙和成年女足的210名裁判员前往香河基地，开始了总局和足协布置的“全国足球裁判员反腐倡廉教育”的整顿工作，足协高度重视这次裁判员的反腐倡廉教育整顿工作，组成了专门的工作组。工作组由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任组长，副主任薛立、于洪臣和林晓华任副组长。
在3天的教育整顿工作中，裁判员将参加动员大会、集中学习、分组讨论、考试、自学和自我检查，其中有个议题就是“认真查找目前足球裁判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制定出有效的防范和改进措施。”裁判员从一开始就被认定“存在问题”，这给未来执法的公正公平性蒙上了阴影。
由此引发的的是选拔程序的变化，2010年入围中超和中甲执法的裁判首先要经过各赛区地方足协的筛选和选拔，才能进入大名单。第二步是裁判委员会的专家组根据该裁判过去的执法表现进行评议，第三步要经过足协技术部和主管领导的敲定，最后一步的决定权归中心领导。尽管这个程序本身没有问题，却因为在这个敏感年份而备受关注，这无形中也会降低外界对裁判员的印象分。
在“反赌扫黑”的形势下，那些无辜和清白的裁判员们同样也受到的牵连，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去公正执法也同样会被摆在放大镜下，造成裁判员在一个十分苛刻的环境下工作，同时也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应该说今年出现的指责、投诉裁判问题是在赛季初就注定了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是足协要抽签决定裁判员执法，这让裁判员们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怀疑中，尽管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在“反赌扫黑”背景，不仅杜绝俱乐部和足协方面暗箱操作，同时也能够交给外界公正监督，这是特定环境下的一种做法，不过却指向裁判员有可能“被做工作”，因而也降低了裁判员的信任度。
在现代足球发展的一百多年历史中，裁判员的权威一直是足球运动的核心，他们的威信是不可动摇的。在1891年的英国《足球规则》中，裁判员被赋予了“控制和管理比赛”的职权，裁判员是唯一对比赛有控制权和决定权的人，他们的权威是被所有人认可的，但是在中国职业联赛上，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权威。
必须了解的是，裁判员是中国足协派遣到赛场进行管理的执法者，但是中国足协却没有行使自己应该行使的权力，而是把应有的权力交给“签”，抽签的背后不仅是裁判员的公信力受损，同时也让中国足协的管理能力遭到质疑，这给了外界一个很不好的信号。
在国外裁判员的选派都是由各国足协派遣的，而且是无可争议的，当裁判员出现在赛场上时，他们其实也就是代表足协在执法，足协对自己安排的裁判员都不能给予绝对的信任，那么更何况俱乐部、教练员和球员等“外人”呢。
其次是在公开处理裁判员上更是犯了大忌，在3月30日足协举行的新赛季首次新闻通气会上，足协公开认定主裁判胡鹏春犯了“严重错误”，胡鹏春被停哨。
在足协对胡鹏春的公开处理问题上违背了足球的规律，还是刚才的问题，既然裁判员是足协派遣到赛场执法的，如果公开处法的话，那就是足协自己打自己耳光，等于承认足协自己出了问题；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严重损害了裁判员在赛场上的权威以及裁判员自身作为执法者的形象，出于这两点在足球领域中，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公开处罚裁判，唯一的例外则是被司法机关查实涉嫌受贿才予以公开。
同时在国际足联颁布的所有竞赛规则中都没有公开处罚裁判员的条文，国际足联和其他洲际足联也没有公开处罚裁判的做法，这是一个足球常识，中国足协作为国际足联的会员协会，应当遵循国际足联的所有规则及其规则精神，否则只能让裁判员处境更加被动，甚至有口难辩。
即使国际足联也不会根据录像来认定裁判员对某个动作的错判，毕竟摄像机与裁判员的角度不同，在国际足联的《裁判规则》中，明确“以裁判员的判罚为准”，就是为了杜绝对同一个动作事后出现“各种版本”的判罚。当年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官员米歇尔的说法是“从技术角度，对裁判员的评判是不能以录像为依据的。”这就是足球比赛的特殊性造成的。
以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巴西队与挪威队的比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比赛中挪威前锋福勒在禁区内被巴西队巴亚诺侵犯，当时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导致巴西队1比2输掉了比赛。但是即使是赛后的录像也未能清楚地显示巴亚诺的犯规动作。但是赛后国际足联力挺当值主裁，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事后几天，有一个摄影师发布了清晰地拍到巴亚诺拉扯福勒的照片，这个争议才告结束，显然要是这一幕放在中超赛场上，没有摄影师拍到的话，那么主裁判显然是会被处以停赛，这对裁判员来说极不公平。
再次，在对待俱乐部投诉上，足协方面处理得非常疲软，这也是俱乐部投诉裁判案例较为活跃的原因。在这一点上过去处理俱乐部投诉时的做法，也是可以借鉴的。当初阎世铎、谢亚龙包括南勇在面对俱乐部投诉裁判时的态度都十分强硬。
当年陕西、大连实德以及多家俱乐部投诉裁判员时，均遭到了足协相关方面态度坚决的抵挡。一名足协工作人员讲述了当年的一件事，在2008年陕西浐灞俱乐部到足协找到主管联赛的南勇申诉，足协工作人员把俱乐部领导带到南勇办公室时，还未等俱乐部领导说法，南勇先发制人说：“你来得正好，我还要找你们呢，你们怎么管理俱乐部的，赛场搞得这么乱？”等南勇说完，最后俱乐部领导都没敢提“减刑”的事情就灰溜溜出了办公室。就事论事地说，南勇在处理这类问题上还是值得肯定的。
还有一家俱乐部遭到处罚后，来到纪律委员会想申诉，但是纪律委员会一名成员明确告诉他们“这个处罚是不可能更改的，而且你们回去要传达到教练员和队员，如果再有违反我们会加倍处罚”，今年俱乐部主要是来投诉裁判员的，但是遇到的态度并不坚决，甚至还会改变了处罚决定，这无形中鼓励了俱乐部进行投诉，连北京国安一改过去多年未投诉裁判的管理，上周也到足协投诉张雷，如果足协态度强硬一些，北京国安应该不会如此作为。
从裁判员的角度出发，他们也希望能够有足协给他们撑腰，这是他们唯一的期望。本来裁判员是职业联赛中唯一没有话语权的参与者，这同样是国际惯例使然。每场比赛结束后，他们被明令严禁接受媒体采访，因此无法对每一个判罚“说出自己的故事”，只能任由教练员和队员指责，他们以牺牲自己的话语权为代价却没有换来信任和支持，这只能说是足协管理不善造成的。
以今年另外两起投诉为例，长沙金德在8月2日与上海申花比赛中，点球输给上海申花后，俱乐部把责任推给裁判，但是裁判的判罚并无问题，而背后则是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造成了战斗力下降；北京国安队在被河南扳平比分也把裁判推到张雷身上，甚至扬言要投诉张雷，但是背后却是队伍在管理和训练上出现问题，至今已经连续4轮不胜。
记者曾与一名俱乐部老总聊天时，谈到过投诉裁判的问题，这名老总很坦诚地告诉记者“一场比赛输球后，教练员不会承认自己在某个环节失误，队员也不会承认因为自己发挥出了问题，俱乐部要对投资方负责，谁都不负责任，只能归结到裁判身上推卸责任”，记者多年采访中，已经看淡了输球后必然出现的教练员指责裁判，俱乐部投诉裁判的闹剧，这已经成为中超的一个可笑的现象。
一名接待俱乐部投诉的足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一次一名老总来足协递交申诉报告，他说了一句实话“总要对上面有一个交代”，而这些投诉者在向足协申诉之前，就知道比赛结果无法更改，而从递交的报告上看甚至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有份申诉报告上面只提了对裁判不满，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可笑的是，俱乐部还会提要求对裁判员进行内部处罚停赛，这就更加荒唐了，“哪有打报告停另外一个单位的人工作的呢？”俱乐部的错误也是很业余；还有一名老总来到足协找到裁委会投诉时，“要求足协出具误判的报告”。
足协会给他们答复，大都是客观地认定“裁判员有失误，但是总体判罚准确”，而俱乐部则会如获至宝地对外宣称“看，足协认定裁判员有失误”，让足协啼笑皆非，但是他们却能够对上面董事会和投资方有所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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