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名曾经不太优秀的速滑运动员，到一名年轻有为的沈阳体院学生会干部，再到国家体委重点培养的青年才俊，到体育总局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南勇用了整整26年的时间攀爬人生与仕途的天梯，虽然途中偶遇坎坷曲折，但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这个36岁时就成为体育总局最年轻厅局级干部的延边人，人生顺畅得让人嫉妒。

相比之下，1992年进入中国足协工作的杨一民，虽然比南勇小4岁，但在自己46岁时才赶上了南勇在仕途上的步伐。而且，至东窗事发时，他还是南勇的助手。用体制内的说法，副厅级到正厅级的差距，区区4年的光阴恐怕很难弥补，即便是一路绿灯的南勇，也抗战8年，方才迈上这步台阶。

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在2010年汇合为一个相同的终点。在沈阳某个不再被媒体搅扰的宾馆，甚至是某看守所的“单人房间”，两位曾经叱诧风云的中国足坛呼风唤雨者，觅得同样的归宿。

但这还不是扫赌风暴的终点和句号。没有人可以漠视这样的悲剧，属于中国足球的“杯具”，属于中国体育体制之惑。借用某位知名媒体人的原话，“最大的大鱼不是南勇杨一民，甚至不是传言中更位高权重的体坛高官，最大的大鱼是‘体制’。”但所谓体制，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并由这些人创造了各种正确或者错误的规则，体制之祸，亦是人祸。

所以我们尝试从还原每一个个体的角度，来体味变革之下的阵痛。

第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个体，就是南勇，一年前变身中国足球掌门人，一年后沦为扫赌风暴中的阶下囚……文/刘苏

最年轻的厅局级干部

大学毕业的南勇曾经想过回到延边老家，但恰逢此时国家体委选拔干部的人员到了体院，学生会主席背景的南勇被一下子挑中。在十余个小时的火车旅途后，他已经成为国家体委人事司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关于南勇的平坦仕途，一度有过很多传言。最让人震撼的，源自他的姓氏：南勇是南日大将的小儿子，所以后台极硬。特别是在36岁时从人事司中层干部的身份，升格到中国足协担任副主席，成为体育总局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后，这个传言曾甚嚣尘上。而最终站出来澄清这个传言的，还是南勇自己，“我的父亲叫南兴烈，曾经担任过延边县委副书记和延边州的人大副主任。虽然也算是领导干部，但和南日大将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说这话时，南勇已贵为足管中心党委书记，正厅级干部。于是有想象力丰富者臆测，南勇这么些年一直不澄清传言，亦有将错就错借势之嫌，此乃后话。

从不懂足球到“内行”

1997年，中国足协来了位新的专职副主席，36岁的南勇作为总局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和足管中心接班人，坐到了大连金州的看台上，目睹了中国队在十强赛中痛失法国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全过程。那时的南勇，自诩不懂足球，与足球的唯一联系，是身为体委足球队的主力前腰，但是“踢球是为了锻炼身体，几乎不看足球”。

次年，尚未登上中国足球中心舞台的南勇，第一次出现在媒体的镜头中，而且这是一次惨痛的经历：1998年8月，“隋波事件”发生，作为足协领导之一的南勇，在新闻发布会上被记者的一通追问搞得手忙脚乱，央视镜头清晰的记录了南勇结结巴巴地说了18个“这个这个”，彼时的南勇，青涩得有些可爱。多年以后，南勇回忆起这段经历，已经显得豁达了很多，“那时候的确是不懂足球，而且还没有太多接触足协的工作，完全是临时被推到前台，所以的确不知道说什么，而且还不能瞎说……”

随着南勇2000年分管国家队，他在足协的铁腕形象开始建立，他在10强赛出线时与米卢之间的恩恩怨怨已经广为传播，甚至被媒体演绎为“米卢说，南是我在中国最敬畏的人”。所谓的敬畏，是米卢当时与某女记者关系密切，甚至打算在十强赛期间，脱离球队搬到那位女记者所在的酒店楼层，结果南勇一句“换房间可以，先把辞呈交上来”。伴随着国足在01年完成历史性突破跻身韩日世界杯决赛圈，南勇的正面铁腕形象风头一时无二。

不过那时的足协掌门人是阎世铎，这位显然更深谙为官之道的“外行”，在与南勇的权力斗争中，攫取了大部分的实权，到04年，南勇在先后分管国足和联赛后，被彻底的边缘化，挂着足协专职副主席之职，却只能分管足协下属的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一份绝对的闲职。

无为而治终成正果

谢亚龙的到来，让南勇看到了“复出”的机会。虽然他依然是谢亚龙眼中需要“重点警惕”的争权者，但南勇此时选择了低调内敛的方式，客观上让谢亚龙的“争权斗争”的重心转向了另一位当时风头颇劲的专职副主席。

南勇依然没有实质分管领域，尽管总局许以足管中心党委书记之职。不过他却在蛰伏的时间里完成了某种原始积累：他分管过国字号到联赛的各个部门，他接触了足协几乎每个部门的工作，并与各俱乐部投资者和官员相交甚好，积累了相当的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在谢杨之争中，南勇逐渐回到了前台，在06年开始重新分管国足和联赛，之后还分管女足。虽然此时的南勇还是要处处顾及谢掌门的脸色，但在悄然之间，他完成了自己的“权力布局”，足协多个核心部门都有他的亲信嫡系。再加上南勇与历任几位足协一把手以及主要官员的作风截然不同，他的温和、平易近人为他博得了绝佳的人缘，让他在09年谢亚龙离任后，几乎毫无悬念的成为足管中心主任，在外人看来，这几乎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而且在上任的一年时间里，南勇制定的不少措施，也让中超联赛看到了复苏的迹象，球市逐渐回暖，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个懂足球的内行“掌门人”，让中国足球依稀看到了重回征途的希望。

那些被尘封的往事

与阎世铎和谢亚龙相比，南勇拥有更加服众的口碑。至少从表面看，在足协工作的13年经历，加上遍及各个部门的管理履历，以及分管国足和职业联赛的“政绩”，绝少有人想到，南勇竟然会是扫赌风暴刮起后几个月间，那条被网住的大鱼。

那封匿名信不得不被提及，甚至被认为是南勇最终身陷囹圄的导火线。

一封揭发南勇与经纪人白川相勾结，促成了荒唐的“爱福克斯赞助中超”合同，同时在分管国足与联赛期间大肆敛财的匿名信，把一个“真实”的南勇暴晒到阳光之下。

在02年底，南勇作为国足选帅组组长远赴欧洲，出人意料地带回了一位叫阿里汉的荷兰人出任国足主帅。而此前媒体的猜测，更多的集中在特鲁西埃、范哈内亨等知名教练身上。其中比利时籍华人白川功不可没：他在南勇去欧洲之前，就通过层层关系联络到南勇，并许以各种好处，最终将南勇带到了阿里汉的面前。在交给阎世铎及其他足协领导的报告中，南勇将这位球员生涯相当显赫的荷兰国脚，描绘成一位郁郁不得志但其实很有水平的“欧洲高水平教练”，45万美元的年薪，可谓货超所值。当然客观而言，即便是在阿里汉之后率领国足折戟世界杯预选赛，我们也无法评判阿里汉的真实水平究竟如何。但不容辩驳的事实是，此后曾经执教重庆力帆和天津泰达的阿里汉，并不嫌弃20万美元上下的年薪，可见当时45万美元的年薪中，白川和南勇作为牵线人和决策者，受益颇丰。

06年，南勇再次赴欧洲，陪伴他的还是白川，这次不是选帅，而是选择中超的商业赞助伙伴。一家叫“爱福克斯”的网络电话商，很快成为中超联赛三年赞助商，合同金额600万欧元，一度令足协内部和媒体欢欣雀跃。但最终的结果是，中超公司仅仅从爱福克斯处得到了60万欧元的真金白银。事实是，这家企图借赞助中超进入中国市场分食网络通讯蛋糕，但经营策略和市场判断出现严重失误的公司迅即破产。在那封著名的匿名信中，披露了白川当时充当掮客，帮助这家毫无商业信用和资金实力的公司“孤注一掷豪赌中国市场”，从中赚取了“几十万甚至近百万欧元”的中介费。当然，这笔钱中的一部分属于合同的决策者南勇。值得一提的是，南勇在这桩合同注定破产后，依然遮遮掩掩拖住了足协状告爱福克斯的步伐。直到08年，这桩官司才正式诉诸法庭，当然结果可想而知，已经破产的爱福克斯，和同样“神秘破产”的中介人白川的代理公司，无法给这笔高达5400万人民币的损失带来任何弥补。

更多的未经证实，但其实近些年来广为“传颂”的圈内故事，伴随着南勇的被刑拘以及"商业贿赂、非法操纵比赛结果"的罪名落实，也终于被锁定到南勇的身上。

国足多场商业比赛的出场费，多年来一直未见踪影；国足海外拉练，经常遭遇莫名其妙的安排，充裕的经费并未保证这支球队得到应有的待遇；俱乐部官员层层进贡，希望得到自己理想中的联赛赛果，终点大多结束在南勇这里；屡次莫名其妙的国字号选帅结果，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价值巨大”的利益链，也都有南勇的影子萦绕期间。

于是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江湖传言(其实在中国足球的圈子，这些由资深媒体记者们从各路官员那里听到的段子，就是事实)，诸如：球员入选国家队集训，标价10万到20万不等；参加重大赛事并保证首发，20万到40万不等；安排“合适的裁判”执法本队比赛，10万到20万可以搞定……

南勇被还原的功与过

故事到此，终于划上了一个看似圆满的句号。人们在等待的，是公安部下一次公布案情调查细节，这一次，应该是属于南勇杨一民等人。

但这依旧是一段错位的景象：09年夏天的上海金山体育中心餐厅，新官上任的南勇志得意满但依然谦逊低调，与本报记者畅谈自己的施政纲要，以及国足存在的种种问题。轻言细语和蔼可亲，还不忘给记者递上一支廉价的“牡丹”烟，并让服务员给记者递上一根香蕉。

在很多媒体人的眼中，这位南掌门是在体制的夹缝中，为数不多为中国足球“干一些正确事情”的有为官员。但在他“作为”的另一面，是更多见不得人的龌龊，龌龊的大有可为。

但他毕竟生活在这个龌龊的足球江湖中，他也是体制的一部分，潜规则的一部分，甚至，他就是那个迎合体制黑暗一面，并不断制造升华潜规则的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错的究竟是江湖，还是身在江湖的人。

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罪恶的不是南勇本身，罪恶的是这条滑向地狱的轨迹。在轨迹的两畔，曾经春暖花开风生水起，但因为这罪恶的终点，注定了是一条不归的罪恶之路。

1984年，站在沈阳体院大门外的南勇，全部的家当浓缩在一个普通的运动包中。这个24岁的年轻人面临人生的重要抉择：向北，回到延边老家，一辈子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运动队教练或体育教师；向南，陌生的首都北京，从此步入国家体委的深宅大院，前景难卜。

这位曾经的延边州速滑队队员，沈阳体院最年轻的学生会主席，最终选择了向南，在转过人生一个巨大的弯后，命运就此凝固。

[责任编辑：ylaifny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