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贾蕾仕北京报道 25日是足协新掌门韦迪上班的第一天，但是这一天他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中国足协掌门人的关注度，足协给他安排在东玖大厦A座710办公室开始在足协的工作。27日，上午大批媒体早上8点就赶到足协围堵韦迪。

十几家媒体兵分三路，一路在足协南侧门、一路在北门，最后一路在地下车库，各路均配备摄像机、数码相机和录音笔。8点40分，一身黑色的毛衣、西服外加风衣的韦迪以一身干练的形象出现，陪同他的是综合部主任刘殿秋。面对记者镜头，韦迪显然有些惊讶，这一瞬间的意外，他就被记者们围住。面对一名记者关于下一步工作的提问，韦迪被堵在电梯里勉强回答：“我最需要的是了解情况。”他终于尝到了作为中国足球掌门人的艰辛，而他现在的遭遇，过去阎世铎和谢亚龙都体会过，即使是南勇也有过一年的经历，正如足协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

27日央视《焦点访谈》对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和原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张健强被辽宁公安机关专案组依法传讯进行了报道，这时足协工作人员都下班在家收看了该栏目。目前中国足协的日常工作几天来还是没有完全步入正轨，尽管总局已经任命了韦迪担任足管中心主任，但是他这几天都在参加总局的体育工作会议，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进行研究。

足协工作人员给被专案组带走的足协四名干部做了一个总结，这四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在足协工作的时间非常长”，算下来，南勇是1996年到足协工作，至今已经14年；杨一民1993年担任施拉普纳翻译至今也有了17年；范广鸣1994年职业联赛前调到足协，在足协任职16年，张健强从1995年到现在也有了15年工作时间，这四人的工作年限在足协工作人员里是最长的了。

他们经历了中国足球专业时代向职业时代过渡的年代，很多足协工作人员也在分析他们出问题的原因，“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很多做法，在转轨后被沿袭下来，这是他们出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专业时代甚至包括现在某些管理办法中，国家体育总局(过去叫国家体委)与地方体育部门进行管理和指导，国家体委当年举办全国足球联赛，参赛的部门实际都是同一个系统内的参赛球队，所有参赛球队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给一些“交易球”带来了便利。

过去专业体制下全运会和联赛中，都出现过类似“辽宁山东2比2平进前八”的“默契球”，即使是去年的全运会足球男足赛事上，上海队也在小组赛中打成0比0平局晋级。即使在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后，所有的参赛球队都还是归地方体育局所有，比赛依然还是存在默契的可能，直到最近几年俱乐部与地方体育部门才剥离干净，但是目前仍有体育局占有股份，广药就是其中之一。

据央视播出的专题片中，身为广州足协的杨旭在为俱乐部冲超的过程中，首先是找到中国足协的范广鸣帮忙，这样的办事方式显然也是过去专业时代的程序，相当于是“地方体育局”找到“总局”办事，足协工作人员在观看央视的节目后，都表示：“范广鸣人非常仗义，有时就是帮忙，想法比较简单，才做出出格的事情，这种事情在专业时代可能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南勇和杨一民，包括张健强和范广鸣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与各地方体育局官员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而在足球圈里“仗义”是生存的基本法则，一些足协工作人员也认为“正是这些多年积攒的交情，可能才让他们卷了进去”。

即使现在很多圈里人对杨旭、范广鸣以及冷波、邢锐和沈刘曦的评价虽然不高，但是仍开玩笑认为“他们并不是太烂，至少把事情给办了”，因为圈里还有那种收了钱不办事的“人渣”，甚至诓骗俱乐部，把买球的钱骗走的。在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以来出现的问题，并不是中国足球一家独有的，一些工作人员为：“只是在中国社会和经济转轨中，中国足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已。”

足协四位领导出事后，很多与足协打交道的俱乐部工作人员也承认，“足协很多工作人员都还是很敬业的，不能把所有工作人员都视为有问题”，记得2006年时，一名工作人员还曾把俱乐部送来的红包交到了足协，因为当时足协开会时，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没法还给俱乐部，只好上交给了足协。

现在南勇、杨一民等足协领导离职，韦迪到足协上任，即使如此足协每天上班的秩序依然井然，每个部门的工作都有条不紊，足协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是带着理想过来的，每个人都曾带着自己的抱负，即使现在他们仍未泯灭当初的理想，正如一名工作人员聊天时说的：“我们是奔中国足球来的，不是某一个人，现在还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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