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在人们开始对杨一民口诛笔伐，但和南勇一样，在他被带走之前那一刻，他还是得到懂专业，谦和礼貌，对国际体育潮流了如指掌……等好的口碑。

他们都是好孩子。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孩子。南勇能以35岁年纪成为国字头机关里的副司级人事干部，在那个年代必须是又红又专、经过严格审查的；杨一民这个乡下孩子，通过求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成为博士导，在竞争残酷的足协机关以借调身份成为实力部门的高导主管，如果没有德艺又馨没有思想过硬，全无可能。

但这样的好孩子，终于成为贪官。就在南杨被带走前一个月，我们在《中国足球内幕》里就对南勇在“爱福克斯”国有资产流失进行了详细的披露，得出他和谢亚龙权力博弈才导致了中超监管全盘失控从而给操盘手尤可为们可乘之机的结论。而对于2003年末代甲A那笔高达1200万的黑金传言，以及国足著名的11.17弱智之败，我们也直言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从上至下全方位的关系网，其中制造规则漏洞的某位足协副主席难辞其咎。

不是马后炮，不是炒作，不是趁火打劫，而是在南杨被带走前一个月披露，提前半个月问市……我们公开表明，寻找大鱼，南杨（其实还有另一位高层）必须对很多事情负责（《北京青年周末》可证）。

可当南杨落马，我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两个好孩子，两个被组织上破格重用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一场浩大腐败案中的关节。南勇、杨一民两朵中国足坛、中国社会的恶之花，为什么会绽开在这个变化中的时代。

所以必须从中国体育的出处，寻找中国足球的出处，举国体制是恶之花的祸端：

1978年亚运会，一个美联社记者这样发出电文：“这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有一个爱好，他们喜欢把别人前锋的球碰进自家大门，这个做法在他们国内也大行其道，他们叫这是关系球、人情球、政治球。曾经有支日本球队来华访问，中国球员频频照顾对手，这让日本球员不高兴，说———我们什么礼物都可以收，但这样的礼物不能收”……

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体育，体育从一开始就是以“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而存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体育是用来对抗美帝苏修的，就连中国女排三连冠，也与当时正热播的《霍元甲》是一致的，中国女排是爱国主义教材，而不是体育。这样，作为举国体制必然部分的“中国足球”也将成为爱国主义或者某种泛政治的产物。到了1994年，首次职业联赛甲A就成为每个城市的长官手中的城市名片，它不能输，当一个副省长要求必须拿下全年十一个主场中的十个，俱乐部官员们必然去跟每一个对手做工作，很多时候成功做通工作———因为对手的长官也需要拿下更多的主场以达到城市名片的作用，这时候，名片就成为名骗了。

当时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足球书记大行其道。尾随其后的是国企、私企、掮客、黑道、红顶商人、御用记者，及至2007年女足世界杯时，有些城市甚至强行动用居委会老太太上看台助阵，助阵奖盒饭；包括去年国庆传出的中国队找博兹瓦纳国家队做工作，以一笔现金获取了比赛胜利，因为这场比赛正值60周年大庆期间，不能输。

当假球黑哨虚假比分拥有高尚的名义，它们都会得到行政部门的默许甚至支持。我们必须从回忆中寻找假赌黑的根源，当1994年亚足联通报中国国家队和辽宁队受贿打假球时，举国暴怒，纷纷谴责亚足联用心险恶攻击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过隐秘斡旋，维拉潘闭嘴，一段巨大公案按下不表，也为即将开赛的职业足球埋下祸根。

而这一年，中国经济改革和观念正快步前进，互联网首次跟世界接驳联通。足球却因为它的特殊性被保护起来，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正在复苏法制建设的整个社会，不仅记者，包括普通老百姓也认为足球不过是一个游戏，当不得真，全然未能正视一个基本事实：职业足球根本不是运动的产物，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个拥有惊人利益的行业，正因其被保护而走向深渊，私欲横生，官商勾结。

不准说出真相，说出真相者必遭围攻。比如1995年“保卫成都”其实是一场假球，我也曾写过《全兴还有没有血》这样的文章，可是当1999年我在《手起刀不落》进行反思，所有全兴球迷却因为有人道出真相而怒斥，俱乐部断然封杀，这是十八次封杀中的某一次。还有一次就在2001年中国队靠抽出亚洲进军世界杯时，我的一篇《出线不代表一切》遭到全社会的批判，大家认为这破坏了盛宴，大家受不了这个，无论这是不是真话，南勇公然说：李承鹏不喜欢中国足球的胜利。

现在必须正视一个事实：2001年十强赛，中国队到底是怎么出线的，真是靠李宵鹏首开纪录、李玮锋头球救主，郝、范联手进球……吗？这涉及到国际体育组织间的内幕，但中国人应该承认，那不是一次光彩的出线，我们还在狂呼张吉龙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