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李牧报道 杨一民出事之后，更多的人表现的是错愕与不解。“为什么会是他？”是很多人想不明白的一件事。与南勇不同，杨一民留给外界的形象并不统一，在不同的人面前，杨一民的表现完全不同。杨一民在足协内部其实也是很有人缘的领导，很多足协工作人员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性格温和，但是有时为了坚持一些原则性的观点，他也会着急”，与他打交道时，杨一民的温和性格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只有他作为博导带过的学生知道，他还有非常严厉的一面。

基层近10年

施拉普纳曾让他尴尬

1992年进入足协的杨一民是从基层一步步走过来的代表性人物，1993年施拉普纳带中国国家队时，杨一民也曾在队里辅佐过施拉普纳，当时施拉普纳的翻译讲过一件令杨一民难堪的事情，两人初次见面时，施拉普纳问杨一民，“你是学什么的”，杨一民说：“我是学足球的。”施拉普纳说：“那你学足球为什么中国还上不去？”这个问题让杨一民不知如何回答，非常尴尬，施拉普纳不知那天为什么这么不客气，但是这让杨一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圈内人的不屑。

其实当时杨一民就已经从北体大毕业，他有自己的实践和理论上的经历，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他说出更多的不足，毕竟当时中国足球，杨一民这样的人是人才。“杨一民的经历是一份可以编成《奋斗》这样的励志题材电视连续剧的素材”，这也是圈内人对他的评价。

很多足协内部人士谈及杨一民时，都觉得他很不容易，很多足协官员都曾对记者说，“杨一民很不容易，当初他一个人挑着背包从安徽到北京，一个地方球队守门员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很不容易。”在足协的历届领导中，杨一民是其中最有书本气的。直到后来，足协的曾丹等人都还是杨一民带的博士。

杨一民有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每天跑步。这是他与其他科班出身的体院毕业生不同的地方。过去杨一民曾是安徽队门将，当然他的运动员生涯没有太辉煌的经历，甚至没有进国家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自身奋斗的毅力。

直到现在杨一民每天下午都会用跑步来度过两个小时，在足协9楼有一间健身房，杨一民是这间健身房的常客，只要他在办公楼，他就会在上面跑一个小时的步，跑出满身大汗，然后到洗澡房洗澡后回家。只有一次例外，有一次，杨一民准备跑步时，他发现健身房不小心被人反锁了，结果只好怏怏地回到办公室，第二天他贴了一张条子在健身房门口，“请健身的人不要把门反锁，否则后来的人只能直接洗澡了”，这张条子非常幽默，有趣，成为足协楼里的一个经典故事。

即使平时跟随女足、国青和国少队督训时，杨一民也会在球队训练时，换上运动装在场边跑步，有一次他到武汉出差，就只有一天时间，但是这一天下午，他还跟球队一块儿跑了一个小时步。还有同事介绍，原来在龙潭路老办公楼的时候，杨一民还到龙潭湖公园跑步。跑步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分管过多支国字号

最爱干涉外教的工作

在中国足球圈内，杨一民的学历是最高的，当初阎世铎上任后，力主启用有学历和理论知识的工作人员担任要职，在此条件内，杨一民在与郎效农和冯剑明竞争中，脱颖而出，从联赛部主任位置提拔为足管中心副主任，自杨一民后还没有提拔过中层干部，杨一民也被同事认为是“幸运的”，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幸运并没有带给他最好的结果。

从杨一民的业务能力和学术经历而言，他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在北体大期间，杨一民关于足球的著述颇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教练和圈内人，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教练没有读过杨一民写的足球书籍，因为他写的《足球教练训练》是考教练资格证书的必修课。对足球圈内人来说，这些杨一民的足球书籍都是必读的。

而在每一家书店内，足球书籍中一定能找到“杨一民”的名字，一名地方队教练到北京打客场时，曾邀请记者一同到西单书店买足球训练相关书籍，他看完书架上的书后，他说：“怎么全是杨一民写的？”他的话让记者印象深刻，也足以证明杨一民的学术影响力。

杨一民也是讲义气的，在中国足球圈里“义气”是一个必修课，杨一民也有很浓的义气在里面，很多时候，他也有眼里不揉沙子的时候，一位国字号教练就说：“他也有很强的控制欲，这可能是每一任足协领导的特点”。

在女足、国青和国少队里，他的意见往往会被认为是不能改变的决定，当时多曼斯基在队里时，多曼和皮亚曾经给球队作出过计划，但是杨一民否决后，这些计划基本没有实施的可能。不过从杨一民作出的决定来看，他往往更能够针对球队的情况作出安排，相对外教而言，杨一民在很多方面并不弱。也难怪足协工作人员说：“杨一民有时能够把外教都说服了”。

但是杨一民与谢亚龙在女足业务上有过“过节”，那就是阿尔加夫杯的比赛后，杨一民回到北京就被谢亚龙免掉了主管女足的业务。当时杨一民找了总局所有领导，那是杨一民最为郁闷的时刻，为此他顾不了那么多，亲自到总局找相关领导介绍情况，但是由于谢亚龙与总局签订了奥运会责任状，总局当然对责任人的意见更重视，最终杨一民去了奥组委担任足球赛事组织工作。这是杨一民最郁闷的时候了，那些天他甚至不愿意去足协上班，工作人员说：“他太失望了。”

作为导师和领导

圈里没人敢和他提钱

因为北体大博导出身，又在足协主管多年联赛，足协很多工作人员是杨一民曾经的学生或者是下属。在这些人面前，杨一民表现得有时非常严厉。2004年的亚青赛期间，中国队小组出线，球队安排全队去双塔游玩，工作人员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随队的记者们。没想到出发前杨一民得知此事，在楼道里大声批评起这名工作人员，话语严厉得让国青队的球员愣在当场，有球员事后对记者说：“杨头凭什么那么骂人，太过分了。”

一些与杨一民关系较近的工作人员都挨到类似的责骂，但杨一民在下属这里口碑并不差，一是因为他懂业务，二是他比较照顾自己的人。杨一民家住北体大的时候，上班较远，当时他还不会开车，他的几名下属每天轮班开车接送他上、下班。直到他后来考到了驾照，才自己开车上、下班。

在得知杨一民是因为商业贿赂的事情被要求协助调查的时候，一名教练讲述了一件真实的事情。一名与杨一民关系很熟的教练员进了国字号，事后他给杨一民送了一条烟，在这条烟里这名教练放了一万美元。杨一民发现后，当即把这条烟交给了当时的青少部主任冯剑明，他还特意强调：“把钱还给这人，告诉这人以后别来这套。”这件事在国字号的教练圈里几乎人人知道，一名教练说：“杨一民这个人，你送他点茶叶、烟什么的他会要，要说是钱，反正我们这个圈里没人敢和他来这个。”

明哲保身或正直？

11.17，他不愿做香港工作

2004年杨一民主管国家队，最后一场比赛是和中国香港交手，中国队必须要拿够足够的净胜球。但在比赛之前，杨一民不出头去做工作，原因是他不愿意背上打假球的名声。最后香港方面只和中国队打了一场默契球，因为沟通不够，中国队甚至没有拿到足够的净胜球。这被外界认为是“打假球都不会打”。甚至有的足协工作人员认为杨一民是明哲保身，不愿意承担责任。而那一场球对中国足球的影响意义深远。

相比于对待下属，杨一民对待记者是几个副主席当中最为客气的，或许是他从学校出身，他对待记者采访从来不会拒绝，而且不分生熟。杨一民的手机在当职业部主任时就是热线，而在他升任副主席时，即使第一次打电话的记者，他也不会拒绝接听电话，而且是有问必答。

在一次随国奥队欧洲拉练的过程里，经过法兰克福转机时，杨一民专门拉住随行的一批记者们去喝咖啡，一边给大家讲讲和足球有关的理论。要登机的时候，杨一民还主动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了几个初次见面的记者，在足协的领导当中，与媒体如此亲民的人还不多见。

对于外出采访的记者，杨一民很少隐瞒消息。2006年中国足协的欧洲选帅，谢亚龙和杨一民同行，一路上谢亚龙对于采访的记者们不理不睬，甚至出言讽刺，杨一民则尽可能地告诉大家一些消息。杨一民总说：“媒体宣传足球不容易，我们没必要给他们制造困难。”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杨一民与南勇的关系相当微妙，这主要归结于谢亚龙执政时期。在谢亚龙掌权初期，他采取的是抑南扬杨的策略，南勇掌管的多个重要部门被划归杨一民，这让两人的关系多少有点微妙。但二人的关系远未到外界想像的不可调和、互相打小报告的状态。南勇出任足管中心主任之后，2009年仍然将分量最重的联赛交给杨一民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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