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赵震报道 在2010年1月15日之前，南勇的人生轨迹几乎是一路上扬的。出生干部家庭、在大学里是优秀干部、进入体委是重点培养对象、在足协一路提拔。而这一切随着公安机关要求南勇协助调查戛然而止。以下内容本应该刊发于一年以前，南勇刚刚上任之时，但当时南勇表示自己不希望被媒体聚焦太多，不希望过多报道他个人，这个计划只能搁置。今天再写起这些故事，里面没有恶人，没有罪人，只有一个“人”。

家世的误传

关于南勇的身世一直有着诸多的传说，最早是关于他父亲的，在2001年10强赛出线前后，传得最多的版本是南勇的父亲是南日大将。我曾经亲自问过南勇，他当时笑着说：“肯定不是，我父亲是延边的老干部，不过南这个姓是朝鲜族的小姓，有机会我问问长辈，可能南日真的和我们家有亲戚。”

南勇的父亲名叫南兴烈，曾经参加过抗联第二军。解放后他长期担任延边县委副书记，也就是现在的龙井市。2008年，国奥队曾经在龙井市打过一场比赛，当时南勇就曾经说过：“这里离我小时候的家不远。”进入80年代之后，南兴烈曾经短暂担任过延边农业学院的党委书记，随后就出任延边州人大的副主任。在离休之后，南兴烈作为延边地区的老领导依然在每年的重要活动时要出席。南勇曾经说过：“在延边，我父亲比我名气大多了。”

文革开始之后，南勇的父亲也受到了冲击，关到了牛棚，此时南勇年纪还小。南勇自己的童年在延边、图们好几个地方都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是跟随奶奶长大，因为当时父亲不在身边，生活一度很贫困，南勇说：“最困难的时候吃不饱饭，吃的也全是粗粮。”

进入70年代之后，南勇的父亲复出，随后又被提拔为延边县委书记，此时南勇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善，正是在这一阶段，他进入到了延边体委下的速滑队。谈起当年为什么选择速滑，南勇说的一个原因是，进入体工队伙食条件和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而速滑正是延边的优势项目。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南勇的家庭条件决定了他可以走上一般人无法走上的体育道路。

对于自己当时在速滑队的成绩，虽然现在延边当地的记录显示南勇成绩不错，但南勇自己表示，自己对于速滑并不是真的很感兴趣，他并不想一辈子只当运动员。不过在体工队南勇结交了人生最初的一帮朋友，他的队友。南勇后来回忆说：“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因为总搬家，同学都记不住了，体工队的这批人是最早固定下来的朋友。”2008年在延边比赛时，南勇请当时的媒体吃饭，一位作陪的当地治安大队长就是南勇当年在速滑队的队友。而那时队友对南勇的回忆是：“南勇运动成绩还算可以，除此之外他比较爱学习，爱看书，所以后来就他考上了大学。”

关于南勇家世的最后一个误传发生在去年，辽足的朴乾华表现出色，在对延边队打入两球，之后有媒体称他是南勇的外甥。但南勇否认了这个说法，他说：“我和他的父亲挺熟的，但他和我没有什么亲戚。”南勇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但他的哥哥早已经去世，他也很少提及。除了他之外，他的全家与足球没有任何关联。

沈体学生会主席

1980年，18岁的南勇考入沈阳体育学院，对于一名体工队运动员来说，这样的成绩并不容易，特别是通过全国高考进入学院。进入到大学之后，南勇很快入党，1982年的时候，他更是当选沈阳体育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这也是那时最年轻的学生会主席。

谈起自己的大学时代，南勇觉得运动员的身份让自己沾了光，他回忆说：“当时体院里有两部分学生，一部分是社会上考进来的，另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些体工队出来的运动系学生，当时提倡培养专业型干部，所以我们比较受重视。”

一个巧合是，接任南勇出任足管中心主任的韦迪也出身沈阳体育学院，而且韦迪是79届的学员，正好大南勇一届。不过与运动员出身的南勇不同，韦迪是从事运动研究的，是非运动专业。

因为正值国家重视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南勇所在的80届运动系出了不少领导干部。除了南勇之外，他同班的隋路后来成为了沈阳体委主任，正是他与南勇联手创下10强赛的沈阳主场的辉煌。随后隋路进京从事学术研究，现在已经博士毕业。而南勇自己介绍另一位同班同学张心江一直在沈阳从事教练工作，因为成绩出色也被选为领导干部，现在是沈阳体育局的副局长。南勇的另一个同班同学其实就在足协，就是现任足协综合部主任的刘殿秋，他和南勇一起分到体委，不过刘殿秋到足协的时间更早，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国家队当中担任管理。

在大学里，南勇的主业速滑并没给人太深的印象，反而是他的足球踢得不错，南勇自己就说：“延边的男孩子没有不会踢球的，小时候我们就踢过。”《沈阳晚报》的副总编罗晋是南勇小两届的师弟，他后来还记得在当时学校的比赛里，南勇曾经打进过一个漂亮的远射，他说：“南勇当时踢球技术不错，而且脑子特别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