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10月15日，第6届东亚运动会在天津闭幕，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达到134枚（创历届最高），日本以47金排名第二，韩国以36金位居其后。

　　中国体育在东亚地区的强势早已不需证明，在中国代表团包揽六届霸主之后，东亚运动会就此退下历史舞台。东亚运转型之后，赛事将改叫“东亚青年运动会”，运动员年龄将被限定为14-18岁。

　　竞争，将再另一层面继续。

赛场尴尬 大牌不露面星光很黯淡

　　这次天津东亚运动会大部分赛场都受到冷遇，且不论远在滨海新区的大港体育场，像是跳水比赛，经常只有几百名观众，人数还没有志愿者、运动员和记者加起来观众；至于不远处进行的田径比赛，虽有组织学校学生、退休人员来撑场面，但距离填满能容纳6万人的“水滴”体育场还有很大差距。

　　这样冷清的场面，与4年前香港东亚运时的万人空巷有着鲜明的对比。其实也难怪，对于一般民众来说，看比赛无非就是“追星”。2009年，中国代表团派出了拥有19名奥运冠军的豪华阵容，其中更是有刘翔、郭晶晶、林丹这种仅一个人就能掀起热潮的超一线大牌，激发了香港民众极高的热情。不仅有冠军选手登场的比赛一票难求，就连运动员下榻酒店也经常有粉丝在楼下守候。(注：该届参赛的中国奥运冠军：刘翔、郭晶晶、林丹、刘子歌、王皓、郭文珺、吴静钰、龙清泉、朱启南、廖辉、陆永、刘春红、曹磊、奚爱华、吴敏霞、王鑫、金紫薇、杨秀丽、火亮)

　　今年来到天津，中国代表团仅有7名奥运金牌选手，数量和含金量都是大打折扣。而总共516名选手报名，只有50人左右参加过奥运会，大约只占一成。绝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平均年龄只有23岁。中国代表团团长肖天对此的解释是希望为2016年奥运会锻炼新人，“我们希望更多地利用综合性运动会来锻炼运动员，特别是在田径、游泳、三大球这些项目上能够出现一些新人，为中国代表团的总体实力打下基础。”(注：本届参赛的中国奥运冠军：王鑫、汪皓、焦刘洋、叶诗文、赵芸蕾、孙玉洁、庞伟)

　　明星缺失，让记者的工作也非常犯难，不仅赛场缺乏话题和兴奋点，有些队员连常年跟国家队的专项记者也不认识，还有些连网上都查不到详细资料，只能请该运动员先进行自我介绍。以跳水比赛为例，虽然中国跳水队横扫10枚金牌中的9枚，显现出巨大的优势。但由于国家队队员都在准备不久后到台湾的表演赛，所以这次来参赛的队员绝大部分在国内都算不上一流，他们取得金牌后的感想一般都是“重返国家队”或“进入国家队”。

　　组委会对这样的情况也是倍感无奈，中国体育总局最初表态，在北京和伦敦两届奥运会上取得过奖牌的运动员，只要条件允许都会前来参赛。但随着各代表团的三轮报名，运动员人数和级别也是迅速缩水。其实中国代表团的目标很简单，只要能在家门口的比赛展现出绝对优势即可，而从比赛历程看来，即使并非全力出战，中国之队依然能够轻松完成任务。

竞争尴尬 日韩对三国争霸不感冒

　　不派一线阵容的也并非只有中国一家，近邻日本和韩国这次派出的代表团也是年轻队员为主，将练兵视为首要目的。就连属于第二集团的中国香港代表团，这次也主打青春牌。

　　东亚运动会虽然以“促进地区交流”为宗旨，但国家代表团之间还是竞争。东亚体育一直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中日韩三国稳居第一集团，而这三强之间的座次也比梁山好汉还要分明。在此前进行过的5届东亚运动会中，中国以492枚金牌遥遥领先，日本和韩国则分别以241金和173金稳居金牌榜二、三位。而这20年来，中日韩占据前三名的格局牢不可破，甚至连排名也不曾改变。

　　这样长期不变的竞争环境，让三个国家的代表团都失去了热情，那不如静下心来，享受比赛或是锻炼队伍。在对待成绩的态度上，日本和韩国都表现非常理智，甚至是无欲无求。

　　日本代表团团长平冈英介在接受采访时就坦言，由于东亚运动会存在着和其他高水平赛事相冲突的问题，日本并没有派出全部高水平的选手参赛。而在被问及对整体金牌数时，他笑着说道：“没有具体目标，不必太多，但希望不会太少。”

定位尴尬 转型年轻化成唯一出路

　　在10月5日举行的第31届东亚运动会联合理事会会议上，东亚各国及地区奥委会终于审议通过了《东亚运动会联合会章程修改草案》，确定第6届东亚运动会将是最后一届，而东亚青年运动会将在2019年迎来“首秀”。

　　作为中国香港代表团的团长霍启刚强调，应该把这次“辞旧迎新”视为“转型”或是“改革”。他说道：“目前体育发展的趋势是年轻化，不管什么运动项目，竞技体育要发展必须培养年轻梯队，给年轻人一个平台去竞争，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不能说东亚运动会是最后一届，而是朝着另外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

　　据了解，这次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日本和韩国两个奥委会，他们认为东亚运和期间国内外许多运动会重叠性太高，对运动员造成了负担。而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国内舆论的支持。来自日本官方共同通讯社的体育记者米泽万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东亚运动会的关注度在日本的关注度确实在降低，其中定位和概念的尴尬是很重要的原因。

　　“目前国际上的综合性运动会太多了。”米泽万寻的观点在日本具有普遍性：“其实东亚运的定位和亚运过于相似，只是参赛的国家更少，所以在这两个赛事的竞争中，东亚运无疑会处于下风。如果这个赛事想要继续办下去，转型是必须的，例如为年轻运动员比赛的机会，帮助他们获得经验，在进入世界舞台之前先和邻国年轻人先竞争。”

　　东亚运虽是国际比赛，但在中国受重视的程度还远不如全运会，对于各运动中心而言，并没有明确的金牌数任务。而对于参赛运动员而言，最直接最实际的问题就是东亚运金牌几乎换不来奖金，倒是全运会取得名次，来自地方体育局的褒奖相当可观。

　　而在日本和韩国，运动员们也必须在东亚运和国内赛事间进行抉择。例如日本有着每年一届的国民体育大会——也被称为“日本全运会”，今年就在9月28日在东京开幕，而由于东京刚刚获得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这次赛事尤为盛大，参赛人数多达22000人。虽然参赛运动员都属于草根性质，但仍在高校中的优秀运动员都会参与其中，像在男子100米曾跑出10秒01佳绩的日本高中生桐生祥秀，就是因为留在国内参赛而缺席东亚运。

　　韩国的全运会正式名称为大韩民国全国体育大会，每年都在10月间举行，为期一周。今年的全国体育大会则定在仁川，时间为10月18日至24日。目前韩国国内最优秀的运动员都在为这次比赛备战，韩国甚至没有体育记者报名报导这次东亚运动会。

　　转型之后，赛事将改叫“东亚青年运动会”，运动员年龄将被限定为14-18岁。原定于4年后举办的下届赛事推迟至2019年，也是为了与2017年在斯里兰卡举办的第三节亚洲青年运动会错开。

组织尴尬 为全运预演无参考价值

　　对于这次东亚运动会，天津市政府不可谓不重视，但由于架构混乱、职权不清，所得出的效果并不能让人满意。据知情人透露，本次东亚运动会组委会，基本脱胎于一年前天津全国大运会的班子，“全国大运的组织工作基本由天津市教委负责，但相关领导其实对体育并不了解，缺少相关办赛的经验。这次东亚运有市体育局的支持，但不占主导作用，介入得也太晚。”

　　举办综合性运动会，事无巨细都需要考虑，而这次暴露出的问题也如千头万绪。

　　首先遇到的就是志愿者的问题。本次东亚运的志愿者都来自天津各个高校，而除了礼仪和旗手有过长达一个月的培训外，其他占大多数的大学生仅仅上过很笼统的课就匆忙上岗。而在记者采访期间，遇到的志愿者们确实辛劳敬业，但还是表现出很多不专业之处，例如对场馆路线、比赛流程等都是一问三不知。

　　另外，禁止在工作时间利用职务之便追星，其实是大型比赛对于志愿者的基本要求，但这次的志愿者们却没有被下达相关规定，组委会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也表示：“只要别影响比赛就好。”于是出现了田径男子4×100米接力后，张培萌被志愿者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盛景”。赛事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无奈地表示：“这其实也不能怪志愿者，还是培训缺失造成的问题，而且教委给的支持和保障也不够。”

　　指示标牌严重不足，进入场馆就如进入了迷宫，加上安保的层层设障，经常让记者有走投无路的感觉，这在奥体中心和团泊健康园区这两大场馆群中感觉尤为强烈。在一次从举办体操比赛的天津市体育馆走到主新闻中心(MPC)，直线距离不过100米，但在向20名志愿者、安保人员、警察等问路后，以及15分钟左右的寻觅后，一度彻底找不着北的记者才终于到达目的地的。

　　此外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需要解决：国外记者抱怨得最多的，就是媒体班车班次太少，在主新闻中心和各赛场间穿梭太不方便，但相关负责人无奈地表示，班车数量少，司机更少，想要保证每半小时一半的频率，目前40辆车还得增加一倍；组委会没有为发布会配备日本、韩国等小语种的翻译，每次发布会上出现非汉语地区的运动员及教练员，要么只能现找翻译，要么就要通过汉语到英语、英语到日语(或韩语)的痛苦过程；这次赛事的宣传力度明显不足，市区内很少看到东亚运的宣传广告，而电视台也不见宣传片的身影，以致有些天津市民只知道要办个运动会，但至于具体是什么运动会则压根弄不清楚。

　　位于天津团泊新城，总规划达10多平方公里，总投资168亿元的健康园区，拥有8个崭新的现代化全新场馆，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这次东亚运动会准备的，更多地是瞄准了4年后在天津举办的第13届全运会。不过这样的练兵是否有参考价值，同样也要打上一个问号。4年之后，这帮有过大赛经验的志愿者肯定已经毕业，甚至天津市各部门的领导班子都有可能换了一大半，即使本次赛事暴露出的一大堆经验和教训，届时又该由谁来吸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