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07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特奥会是特奥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摄影 张和勇）
智力障碍的孩子是常常被人忽视的群体，但是特奥会让大众看到，他们内心也有着与正常人一样的激情和梦想。我们的特奥运动员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参与运动的重要性，他们也展现了运动的价值，这就好像交通工具对于个体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
蒂姆·施莱佛(Timothy Shriver)
国际特奥会主席，生于1959年，是特奥会创始人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Eunice Kennedy Shriver）的儿子。作为显赫的美国肯尼迪家族的一员，他没有从政，也没有经商，而是选择继承母亲的事业——让更多智力障碍人士加入到特奥会运动中来。
施莱佛已故的母亲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妹妹）创立了特奥会组织，特奥会是专门为智能低下，言语不清的神经和精神障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儿童举办的国际性运动竞赛活动。特奥会全年在180个国家开展训练和比赛，数百万有智力障碍的残疾运动员参与其中。
施莱佛非常尊敬自己的母亲，他说：“我认为妈妈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她通过运动教会了我们这一点。”
施莱佛的家庭名人众多，他的父亲是前美国驻法大使，他的妹妹名叫玛利亚·施莱佛，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也是阿诺·施瓦辛格的前妻。
近日，施莱佛与他的兄弟安东尼（志愿者服务组织“最佳老友”创立者）一起准备开展“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杯”挑战赛活动，以此来纪念他们的母亲，以及促进智力障碍的残疾人融入社会。美国《能力》杂志主编切特·库柏采访了蒂姆·施莱佛。
库柏：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参与到特奥会的工作中来的？
施莱佛：大概是十八年前，我就开始专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我见证了很多让人惊奇的进步，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从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志愿者，超越你的想象。
库柏：您的母亲开创了特奥会，您紧随其后？
施莱佛：当我的母亲创办特殊夏令营的时候，我才四五岁（1962年6月，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女士在她的家乡马里兰州，为一些智障儿童和成人举办了一次夏令营活动，萌发了创办特奥运动的想法），我现在还能想起那些来参加夏令营的人，他们来到我家，在院子里玩游戏，院子里有一些游乐的设施，我们家成了活动中心。这是我的母亲第一次尝试用运动和娱乐的方式来帮助智力障碍残疾人融入社会以及康复。我的母亲并不会使用类似“融入”“康复”一类的词，但是那确实是她当时努力在做的事情。这次夏令营活动有两个初步效果，一是每个人都非常开心，二是我开始关注那些与我不同的人。
特奥会创始人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与女儿玛利亚一起和智力障碍孩子玩游戏。
1968年，第一届特奥会的颁奖现场。
所以，特奥会的萌芽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就是充满欢声笑语的游戏，大家分享自己的希望，所有人都骑着玩具马，踢着儿童足球，在游戏池里戏水，在障碍道上玩耍。
库柏：随着特奥会组织的发展，您有没有造访世界上其他国家？
施莱佛：我从来没有数过，但是我想我在过去15年间，在大约50个国家拥有访问特权，大的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小的国家如巴拿马、萨尔瓦多、波斯尼亚。现在180个国家成立了特奥组织，包括南美洲的所有国家，欧洲的几乎所有国家，亚洲的大部分国家，以及非洲的三分之二国家。
库柏：您在全世界推广特奥会之前，特奥会组织开展过国际活动吗？
施莱佛：虽然我的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尝试从国外学习经验，但是那时特奥会组织并没有开展过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活动，那只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开展学术访问和会议。当我大概十岁左右的样子，我们全家搬到了法国，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我的母亲继续从事关注智力障碍儿童的事业，并开始与法国的一些机构共同开展一些小型活动，向那些残疾儿童家庭伸出援手。但是特奥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对此，我的父亲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我是在90年代末期加入特奥会组织的，那时候特奥会组织发展也非常快，很多运动员和志愿者加入进来。
库柏：是您将特奥会引入中国并发展壮大，还是您父亲？
施莱佛：我的父亲曾经在80年代末期去过中国，大概是1988年或者1989年，有了初步的接触，当我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上海举办了比赛。那次比赛让我们和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建立了联系，让他们看到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大概在一两年后，我们与他们一起合作，并且在长城上举办了火炬跑。我们组织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在2000年后，但是关于特奥会组织的计划等，都是在我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2007年上海特奥会入场仪式，165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步入会场。（摄影 张立(微博)洁）
库柏：能说说特奥会组织这几年的发展情况吗？
施莱佛：在2000年，大概只有不到100万名运动员加入，如今已经有超过400万名运动员加入进来。在2000年，大约60%的参与者是美国人，但是现在，超过70%的参与者是美国之外的人。在2000年之前，融合运动项目很少，但是如今融合运动已经成了我们特奥会的主要构成并在正在快速发展中。最近我们做了15万人次身体健康检查 ，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才刚刚开始做这件事。现在我们在印度有100万运动员，在中国有超过100万运动员，这两个国家的特奥运动员总数占了全世界特奥运动员的一半，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与此同时，我们在美国最大的发展是在幼儿教育以及以学校为基础的工作方面。我们推动美国学校的运动平等观念。通常情况下，在学校的运动领域，总是被运动健将占据，而那些不那么擅长运动的孩子就被忽视了。如果说这是一个篮球社团，那里面肯定都是学校里篮球最好的孩子。我们想提倡的一种观点是，谁都应该有机会玩耍。我们推行融合运动，希望以此减少在学校体育领域对某些孩子的不公和孤立。要达成这个目标任重而道远。
库柏：那怎样衡量有没有达到目标呢？让每个人都成为冠军？
施莱佛：我们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比赛中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金牌，能获得金牌必须是你在你的能力的等级内获得第一名。如果你能在3分钟内跑100米，你就和那些能在3分钟内跑100米的人比赛，如果你跑了第一名，那你就是冠军。
人们常常会说“你要是跑不快，就别去跑了”或者是“你要是不能左手运球，还打什么篮球啊”，我们不这样认为。如果你14岁，没法好好看书，这种情况是不会有人说“你干脆什么也别看啦”。我们认为在一个人的人生中应该有随时参与运动的机会，我们的特奥运动员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参与运动的重要性，他们也展现了运动的价值，这就好像交通工具对于个体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
库柏：运动员中有人成为志愿者吗？
施莱佛：很多人都成为了志愿者，一些人去做募捐的工作，一些人成为了教练，如果有的运动员能胜任行政人员的工作，我们也能提供相应的岗位，有的运动员能做摄影工作，有的运动员能参与到董事会的工作中来 在特奥会组织中，一个有智力残疾的人可以去做任何工作，并且有机会提升自我以及为他人做贡献。
库柏：能介绍一下您的日常安排吗？
施莱佛：我用大量的时间和我的世界各地的团队沟通以及了解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出差非常频繁。我希望我们的呼声能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这样那些决策者、领导以及政府机构的官员们才能关注智障残疾人以及他们身上的天赋。我希望特奥会组织能成为世界上运行最好，最有效率的非营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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