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肖良志(微博)北京报道
中国足协又一次把“搬家”提上日程，这次拟定的主要对象是“奥体中心”。因为国家体育总局没有为中国足协提供足够的办公条件，过去十年来，中国足协不是在搬家的路上，就是在酝酿搬家。
2014年12月29日下午，中国足协数名官员出现在奥体中心，考察体育场东部看台最底层的写字楼是否适合做足协办公室。这座“写字楼”二、三、四层都已被别的单位租赁，只剩下最底层，面积约为5000平米。该层建筑此前被搁置，主要是因为租赁本层的公司因为出了问题而被查封，有人推荐给了办公条件一直不太如意的中国足协，才有了29日的实地考察与探访。
中国足协之所以再次有了搬家的想法，主要是因为现有的办公条件不利于今后的人员扩容，需要一个更大面积的办公场所。同时，奥体中心内有足球场地，也更加有利于国字号队伍的集训和比赛。不过，现场考察后，很多人士认为，足协现在的办公地点占据了一座写字楼的三层楼，其中一层是足协买断的，另外两层是租赁。如果去奥体中心，则全部是租赁，合同到期后完全受制于对方，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至于国字号集训场地，香河基地完全能够满足，没必要专门考虑这个问题。
另外，该处每平米的租金是5元/天，每年则需900万。现在的办公地点，租赁两层的年花费在500万左右，比去奥体中心少400万，这对于资金并不宽裕的中国足协来说不是小数目。29日上午，在中国足协高层召集的内部会议上，大家对是否搬家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很多人都表达了上述担忧。从张剑强调“民主决策”的思路看，奥体中心只是拟定的对象，可能不会成为最终搬家的目标。
十年来，中国足协的多次搬家，给人一种“风雨飘摇”的感觉，就像是惨淡的中国足球一样。恐怕，在国家体育总局内部，还没有哪个中心，像中国足协这样为办公地点劳神。阎世铎执掌中国足协时，曾亲自率人到北京南城看过多处地点，并且选定了一处可盖独栋小楼的地皮。当时，足协内部人士看到了从龙潭丙三号搬走的希望。后来，因为多种原因，搬家流产。
谢亚龙时代，在FIFA的援助下，中国足协每年可以拿到40万美金的资金，这些援助的资金可以用于购买办公楼房。于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之后，中国足协2007年从龙潭丙三号搬到了夕照寺。那时候，很多人都嘲笑谢亚龙选定的办公地点，认为“夕照寺”，有夕阳西下的意味，对于中国足球不是什么好事。谢亚龙听说之后，在中国足协的内部大会上曾经情绪激动地谈到过此事，认为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如果一条街道的名字能够左右中国足球的命运，那么新办公楼周围有“光明楼”、“龙潭湖”、“幸福大街”等，中国足球的未来应该是前途光明、蛟龙腾跃、无比幸福的。
遗憾的是，2007年之后，中国足球真的命运多舛：奥运会惨败，武汉光谷愤然退出，在反赌扫黑风暴下，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一众中国足球的风云人物锒铛入狱。谢亚龙谢幕之后，南勇也曾经有过搬家的想法，当时的做法是想用香河基地置换一处独栋的楼房，最终因为香河基地的标志性意义而作罢。
韦迪在2010年上任后，“搬家”再次成为一个“热词”。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薛立(微博)曾经带队去大兴看过一处楼盘，那是 李宁公司科研楼。时逢李宁公司的实体店业务下滑，中国足协如果租赁科研楼的一个楼层，对李宁也算是雪中送炭。因为地处偏僻，路途遥远，上班不便，韦迪最终没有搬家成功。
现在，轮到了张剑时代。不管最终搬还是不搬，决定靠制度办事的张剑，除非有外力作用，否则，他不会强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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